[拼音]：Yibusheng
[外文]：Henrik Ibsen (1828～1906)
挪威戏剧家和诗人。
生平1828年3月20日出生于挪威南部希恩镇一木材商人家庭，由于父亲破产，只受过几年小学教育。1843年被送到一个小镇上的药店当学徒，业余时间刻苦自修，注意研究世界文学名著，并开始参加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活动。1850年易卜生离开药店去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今奥斯陆），在1848年席卷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和一些进步社会活动家、作家一起参加工会活动和新闻工作。不久，易卜生对政治社会活动失去热情，专心从事戏剧创作。1849年，他完成了第一部剧本《卡提利那》，并于1850年出版，但没引起注意。1849年，他写了第二部剧本《勇士之墓》，上演获得成功，大大激发了他的戏剧创作热情。
易卜生的艺术才华受到挪威著名小提琴家O.布尔的赞赏，因此当他创建的民族剧院于1851年在卑尔根落成时，便聘请易卜生去担任剧院编导。从1851～1857年，易卜生共为剧院完成6部剧本：《诺尔玛，或政客的爱情》(1851)、《圣约翰节前夜》(1852)、《埃斯特罗的英格夫人》(1854)、《索尔豪格的宴会》（1855）、《奥拉夫·利列克朗》（1856）和《海尔格兰的海盗》(1857)。
1857年，易卜生改任首都挪威剧院的导演，直到剧院于1862年倒闭。1862～1863年他写出了讽刺剧《爱的喜剧》(1862)和历史剧《凯觎王位的人》(1864)。由于对挪威的现实社会问题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遭到保守分子的强烈反对。1863年，易卜生被任命为克里斯蒂安尼亚剧院的顾问，但工资微薄。
1864年，在丹麦－普鲁士战争期间，挪威政府拒绝出兵援助丹麦，使他满怀愤怒离开了祖国。在国外期间，易卜生经常旅居意大利和德国，直到1891年回国。他生活困顿，1900年中风，长期卧病，1906年5月23日去世。挪威议会和各界人士为他举行国葬。
剧作易卜生的戏剧创作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即浪漫主义阶段、现实主义阶段和象征主义阶段。易卜生的浪漫主义戏剧又被称作民族浪漫主义戏剧。剧作大都取材于挪威的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以歌颂民族英雄主义为其基本主题。《凯觎王位的人》是易卜生浪漫主义创作阶段的最后一部剧本，描写历史上曾经使挪威称雄欧洲的哈康·哈孔松国王和斯库勒伯爵之间的斗争故事。此后，易卜生逐渐转到现实主义的戏剧创作道路上来，其间写出了《布兰德》(1865)、《彼尔·英特》(1867)和《皇帝与加利利人》(1864～1873)。《布兰德》和《彼尔·英特》是易卜生从浪漫主义过渡到现实主义创作阶段时完成的两部哲学剧，它们为作者赢得了世界声誉。《布兰德》写的是虔信上帝、以“全有或俱无”的精神牺牲自己的一切，追求高尚理想的牧师布兰德同庸俗的资产阶级社会徒然抗争的个人悲剧。《彼尔·英特》写的是全无理想和道德原则、但求满足私欲而自甘堕落的浪子彼尔·英特的冒险经历及失败结局。易卜生肯定布兰德，批判彼尔，是从互为对照、补充的两个方面表现了同一主题。
《皇帝与加利利人》被称作世界历史剧，内容非常庞杂，其中心事件是公元 4世纪罗马发生的一场宗教斗争。《青年同盟》是一部讽刺喜剧，反映的是挪威带有地方性的政治社会问题。在《皇帝与加利利人》之后，易卜生相继写下了他的四大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和《人民公敌》(1883)。
《社会支柱》描写造船商博尼克以卑鄙手段发财，被誉为“社会支柱”，当其真实面目要被揭露时，不惜采取杀人灭口的办法，将受害者置于死地。作者以博尼克在为他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忏悔罪过为结尾，这种处理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最主要的代表作品，通过女主人公娜拉和她的丈夫海尔茂的家庭生活，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婚姻及其伦理道德观念的虚伪性，当娜拉认识到自己的玩偶地位时，她毫不迟疑地离家出走了。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剧的标准结局，即没有结局的结局。剧本无论就内容或形式而言，在欧洲戏剧发展史上都属创举，影响深远。《玩偶之家》情节单纯，结构紧凑，形式完整，矛盾冲突集中尖锐，显示出古典主义“三一律”的影响，但它的四堵墙的室内布景则是易卜生的创造。紧张的戏剧场面、深刻的人物心理刻画、有力的戏剧悬念以及精炼明确的戏剧语言等，都是《玩偶之家》的艺术特色。
《群鬼》反映的也是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问题。女主人公阿尔文格夫人和一个放荡的男子结婚后，生活不幸。但是在一个牧师的劝说下，却逆来顺受，使自己成了资产阶级婚姻关系和伦理道德的牺牲品。
《人民公敌》是易卜生在现实主义创作阶段所写的最后一部剧本。正直的斯多克芒医生发现疗养地的矿泉中含有传染病菌，要求重建矿泉管道，但市长及一伙资本家却唯恐损害他们的利益而坚决反对，并煽动群众向他进攻，宣布他为“人民公敌”。从斯多克芒医生的失败说明易卜生对他自己提出的“精神反叛”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进行个人反抗的主张有所动摇了。
在象征主义创作阶段，易卜生写了《野鸭》(1884)、《罗斯默庄》(1886)、《海上夫人》(1888)、《海达·加布勒》（1890）、《建筑师》(1892)、《小艾友夫》(1894)和《当我们死而复醒时》(1899)。在这些剧本中对于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揭露和批判减少了，对于抽象的人生问题的探讨增多了，对于外在的矛盾冲突的描绘减少了，对于内在的心理活动的展现增多了，积极的现实主义内容减少了，消极的思想因素增多了。
《野鸭》是易卜生的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象征主义戏剧，其中一只受伤的野鸭象征着主人公雅尔玛。他遭受现实生活的打击而陷入庸俗的生活泥潭。另一个重要的剧中人物格瑞格斯凭着个人的主观愿望，力图挽救雅尔玛，但充满市俗气的雅尔玛却一步也离不开他那种自欺欺人的寄生生活。
象征主义有时是和神秘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在《罗斯默庄》里有所表现。罗斯默庄有一匹神秘的白马，它一出现就会发生死亡事件。易卜生在剧本里还着重描写一场新旧思想的斗争。
在其余几部剧本当中，《建筑师》(1892)和《当我们死而复醒时》反映易卜生晚年的思想和生活。前者写的是一个建筑师的悲剧，后者写的是一个雕刻家的悲剧。建筑家苏尔纳斯在事业上已经取得光辉的成就，但他害怕他的地位被青年取代，于是不听劝告，爬到他自己设计的象征理想的高塔上去安放一个花环，结果从上面摔了下来。和《建筑师》相比，《当我们死而复醒时》更富于诗意。老雕刻家鲁贝克后悔过去没有接受女模特儿的爱情。为了找回失去的爱情，鲁贝克不顾风暴跟她往阳光照耀的山顶上爬去，最后被埋在雪崩之中。
易卜生被称作欧洲现代戏剧之父。他的主要创作成就在现实主义戏剧方面，以他的四大社会问题剧为最高标志。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深刻的生活和思想内容，而且是以一种崭新的戏剧样式出现的。从古希腊戏剧分成悲剧和喜剧两大类以后，这个分类传统就长期被保留下来。18世纪法国启蒙戏剧家D.狄德罗曾经要求突破这个传统，创造一种介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严肃体裁的戏剧，这到易卜生手里才真正得以实现。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既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它给易卜生赢得了欧洲戏剧史上划时代作家的地位。
易卜生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现象的过程中，曾经提出一些“僻论”，集中地反映了易卜生的思想和观点。激进的易卜生和温和的B.比昂松这两位挪威戏剧家对于许多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不一致，但是有一个观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人们的道德堕落。
在创作方法上，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堪称典范。他十分重视创作技巧，结构精致完美，显示出当时西欧各国流行的、以法国戏剧家斯克利布为首的结构精巧剧的影响，但是他不单纯地运用技巧来追求戏剧效果，而是力图更好地反映现实社会问题，发挥戏剧艺术应有的社会教育作用。
影响易卜生是挪威民族戏剧创始人，生前一直遭到挪威保守分子的反对。在他的直接影响下，挪威产生了一批戏剧家。易卜生的戏剧首先在西欧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19世纪末叶，在西欧各国的许多舞台上，易卜生的戏剧居于首要地位。欧洲的许多戏剧家，如英国的萧伯纳、德国的G.豪普特曼、俄国的А.П.契诃夫等人，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易卜生的影响。瑞典J.A.斯特林堡的戏剧成就也是和易卜生的影响分不开的。20世纪美国E.奥尼尔等人的戏剧创作，也深深打上了易卜生的烙印。
在中国，易卜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五四”运动以前，春柳社曾于1914年将《玩偶之家》译成中文并搬上舞台，《新青年》四卷六期(1918年6月)还出过《易卜生专号》。“五四”运动时期及以后，他的许多剧本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有些剧本在舞台上演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易卜生戏剧的一些旧译本重新出版，也不断有新的译本问世。1982年，《彼尔·英特》第一次被译成中文，并于1983年由北京中央戏剧学院上演。
- 参考书目
- P.Fraenkl， Ibsens veitil drama， Oslo，1955.
- D.Haakonsen， Henrik Ibsens realisme， Oslo，1957.
- G.Brandes， Henrik Ibsen， London，1899.
- G.B.Shaw，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 London，1932.
- H.Koht， The Life of Ibsen， New York，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