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储蓄率有关，而高储蓄率与日本老人与孩子居住在一起、老人的遗产动机强有一定的关系。储蓄与投资高度相关，高储蓄率意味着高投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如果遗产是家庭孩子数量的函数，而且占国民资本存量的大部分，那么，家庭规模的缩小可能推动遗产需求曲线向左移动，因而减少储蓄。政府干涉，增加政府储蓄和政府投资，是提高储蓄率，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必要手段。德国政府有几项特殊的津贴储蓄的激励计划,其中一项是在低收入群体中培养资本积累。德国的储蓄的税收政策有利于高储蓄，对年轻人来说，普遍的社会保障对工资收入的高替代率和医疗保险减少了储蓄的动机，但对于老年人，严密的安全网增加了净储蓄，因为充足的退休收入不仅可以防止德国老人消耗掉资产，而且提供足够大的收入水平来诱导在老年时期储蓄。
有两种方法检验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的影响。一种是检验微观数据，即个人储蓄，然后加总得到国民储蓄；另一种方法是检验宏观数据，即考察人口结构的时间系列变化，以研究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国民储蓄。两种方法导致明显不同的结果：微观数据显示老年人的储蓄不减少；而宏观数据显示有大量老年人口的国家趋向较低的储蓄率。用强调遗产的作用来调和这两种方法显示，老年人不耗尽储蓄意味着老年人临终时持有大量财富，因此留下大量的遗产，即使这些遗产是偶然的结果而不是遗产动机的结果，这些遗产也不能被忽视，因为有人要接受遗产。这些接受者将会消费得更多。因此，有大量老年人口的国家不一定储蓄更少，因为老年人不动用储蓄，但或许可能因为年轻人消费更多，以反应接受遗产更多可能性。有理由相信这个机制的重要性：大量证据表明遗产是财富积累重要的组成部分，很难证明那些接受遗产的人不受到遗产的影响。有学者预测1980-2025年人口变迁对美国私人储蓄率影响，储蓄率估计下降3.8到10.5个百分点。这种以微观和宏观数据为基础的预测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同家庭户之间的财富转移。老年人通过财产转让、遗产等方式将财富转移给他们的孩子，减少了孩子储蓄的必要性，因而，大量老年同批人的出现可能通过减少年轻一代的储蓄率来减少国民储蓄。
关于遗产动机与储蓄、经济增长的研究还存在争议，但对于中国研究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