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质量理论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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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质量理论的起源

社会质量理论起始于1999年7月。其时,欧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会议,会上有八百多名(加上会后的签署者,达一千多名)从事社会政策、公共行政,以及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签署并发表了《欧洲社会质量阿姆斯特丹宣言(TheAmsterdamDeclarationOnSocialQualityofEurope)》。该宣言称:我们不希望在欧洲城市中看到数量不断增加的乞丐、流浪汉和无家可归者。我们希望欧洲社会是一个经济上获得成功的社会,同时也希望通过提升社会公正和社会参与,使欧洲社会成为具有高度社会质量的社会。

基于这一价值导向,学者们对于欧洲各国的社会质量展开讨论,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理论。随后,创刊于1999年的《欧洲社会质量期刊(EuropeanJournalofSocialQuality)》就成为社会质量研究的主要论坛。

事实上,在阿姆斯特丹会议之前,已经有一些欧洲学者开始批评那种把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政策的倾向。自1996年以来,他们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践工作逐渐为社会质量理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这些理论工作最初是由欧洲各国各自分立的研究团队进行的,而1997年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基金会的成立,为整合相关的理论研究并使之形成社会质量理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随后,该组织出版了有关社会质量理论的第一部专著,即《欧洲的社会质量《(TheSocialQualityofEurope),为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2001年,有关社会质量的第二本专著《社会质量:欧洲的前景《(SocialQuality:AVisionforEurope)的出版,进一步推进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进程。1999年到2005年,在欧盟和荷兰政府的支持下,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基金会加强了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的建设。这一体系包括95个指标,涉及18个领域和45个亚领域。根据这些指标,来自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的学者展开了社会质量的国别调查,并将其成果发表在《欧洲社会质量期刊《上。他们的工作推进了社会质量状况的跨国比较。在此基础上,为了检验社会质量理论对于非欧洲社会的适用性、有效性和指导性,并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社会理论,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基金会自2006年以来,致力于把该理论向亚洲社会传播。

由此,在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基金会和亚洲社会质量研究执委会的共同努力下,从2006年到2008年,日本千叶大学社会发展和公共事务研究中心、中国台湾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和南京大学社会政策研究所等单位,分别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举行了第一、第二、第三届亚洲社会质量研究国际会议。千叶会议讨论了与社会质量理论相关的概念框架问题,并对这一理论运用到亚洲社会的适用性进行了讨论。台北会议则尝试从社会质量理论的分析框架来考察亚洲社会(包括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以及中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会议汇集了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社会质量状况的报告,并讨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展开社会质量调查的可能性。作为这一发展的延续,南京会议则进一步探讨了社会质量理论发展的各种可能途径。会议将其目标确定为发展社会质量比较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问题的探讨上。这些探讨——例如对于这些社会的规范体系和政策制定导向的探讨——沿着不同的维度和层面(国家的、地区的和全球的)展开。例如,把社会质量研究与市民社会相联系,考察各种非政府组织和福利组织的活动对于提升社会质量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以及如何展开对于欧亚社会质量的比较研究,等等。这些活动有力地推进了社会质量理论在亚洲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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