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与丰镐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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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原丰镐遗址。西周时期的考古工作,以当时的政治中心周原、丰镐两地区的发现与发掘最为重要。

周原遗址

周原,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西部。北倚岐山,南临渭水,东起武功,西至凤翔、宝鸡。为周之先人古父亶父由邠迁岐定居之地。

周人来到周原,建都立国。都城名京,立国为周。所以,周原是周人的发祥地。公元前12世纪周人灭商。文王、武王迁都丰镐。这里仍是西周重要政治中心。至西周末年,西戎入侵,遂成废墟。为此,周原地下埋藏十分丰富的西周遗物。

周原遗址,横跨扶风、岐山两县北部,东西约七公里,南北约七公里。1976年在岐山凤雏村、扶风召陈村发掘两处西周大型建筑基址,以及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居住址、铜器窖藏和墓葬等。出土数以百计的精美铜器。其中,近百件铸有铭文。又发现1.7万多片西周甲骨,其中约有300多片刻有文字。近在黄堆乡老堡西村发掘12座西周晚期墓和一个殉马坑,出土铜、陶、瓷、玉、石、骨、蚌等各类文物1100余件,其中,尤以瓷器最为珍贵。仅在25号墓中出土罍、直口斜腹碗、豆等10件瓷器。经鉴定,这些瓷器烧制火候较高,吸水率很弱。瓷豆的火候高达1200℃以上,吸水率低于1%。釉色晶莹,是前所未有的。

凤雏建筑基址,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群,座落在东西宽32.5米,南北长45.2米,高约1.3米的夯土台基上。座北朝南,方向北偏西10°。以影壁、东西门塾、中院、前室、东西小院、后室以及东西厢房等部分组成。而以门道、前堂、后室为中轴,东西配置厢房各八间,并以回廊相连接,形成一座前后两进、东西对称的封闭式院落。

前堂是这组建筑的主体建筑。东西长17.2米,南北宽6.1米。台基上东西七行柱础,间距约三米,南北四行柱础,间距约两米。面阔为六间,进深三间。由前堂经过廊通往后室。过廊居中,东西两侧各有一小院。小院北侧各有一个对称的台阶通往后室。

后室共五间,东西排列,面宽23米,进深3.1米。后室与东、西厢房前,都有走廊相通。在西厢房第二号房间内的窖穴里,发现甲骨1.7万余片。在这组基址中,发现两条排水管道,一条南北走向,用陶水管套接而成,另一条东西走向,沟两壁和底部用卵石砌成,上铺棚木,填土夯实。建筑物的墙是夯土墙或土坯墙。墙壁与屋内地面,均用细砂、石灰、黄土混合的“三合土”涂抹。在屋内堆积中,有芦苇、麦秸和少量的瓦。

凤雏基址的年代,据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1095±90年(未经树轮校正),又据出土陶器为西周中晚期器。推测它的始建年代,当在武王灭商之前,废弃年代,约在西周晚期。

召陈建筑基址,不像凤雏甲组那种“四合院”布局。共发现15处。据推测,早期基址建于西周初年,晚期基址建于西周中期。

晚期的F3、F5、F8三座基址,规模较大。其中F3是一座高台建筑,台基夯土筑成,东西长24米,南北宽15米。东西两侧中间凹进一段,略呈“工”字形。台基上,东西共七排柱础,中间三排的间距各为5.5米,两侧两排的间距三米。南北五间,进深13.5米。F5夯土台基,东西32米,南北残存7.5米。复原后,东西八间,总面阔28米,总进深约九米。F8台基东西长约22.5米,南北宽约10.4米。东西七间,总面阔近21米,南北三间,总进深九米。F5、F8四周檐下有卵石散水。据柱网分析,F3、F5、F8这三座大型建筑都是“四阿顶”。屋顶用瓦覆盖。遗址中,发现很多各式板瓦、筒瓦和半瓦当。周瓦的发现,把我国建筑用瓦的历史,提早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代。

早期基址,以F7、F9两座保存较好。F7,南北残存四间,面阔8.75米,东西四间,进深11.4米。自南向北第二间内发现一个灶坑,灶长一米。在第三间内地面下另有一个火坑,方形、弧角,口径70厘米,深一米,这当是取暖用的地炉。F9,推测其东西至少有七排柱础,面阔至少是15米。四周有小型卵石铺筑的散水。也是“四阿重屋式”瓦顶建筑。

1977—1979年夏,凤雏甲组基址与扶风齐家村出土甲骨共计17500多片。其中凤雏基址H11坑中出土周初甲骨达17000余片,又在该基址H31坑内出土先周甲骨413片。扶风齐家村出土带字大龟版一块,牛肩胛骨三片。卜甲凿方孔,卜骨凿圆孔。有字卜甲293片。合计有字甲骨近300片。总字数600多个。有不同的单字360多个。每片甲骨上的字数,最多的有30字,最少的一字。字体细小,字小如粟粒,笔划似发丝,须用五倍放大镜方能看清。是我国最早的微雕作品。甲骨刻辞内容,主要是卜祭和卜征伐等。年代多属西周早期,也有早到文王的。有的提到成汤、太甲、文武丁、文武帝乙和周方伯等商周王名,以及毕公、箕子等人名。有的提到蜀、巢、密、楚等方国名,以及河、洛、镐、帛等地名。为研究西周早、中期的历史周曾隶属于商、及其与其他方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铜器窖藏已发现10多处,其中最重要的有:1975年岐山董家村出土的包括裘卫四器(鼎二、[左(上白下厶)右殳]一、盘一)在内的37件铜器。制作年代从周穆王到宣王时期。其中,30件有铭文,记西周中晚期以物换田、土地交换、林场易主、诉讼判决、赏赐策命等重要事件。《[亻舟关]〔shèng胜〕匜〔yí仪〕》铭文157字。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篇诉讼判决书。

1976年扶风庄白村发现一处铜器窖藏坑,出土铜器103件。铸铭文的74件。其中,属于微氏的,有折、平、墙、[疒内兴]〔xīng兴〕四代贵族所作器物55件。最重要的是史墙盘,铭文284字,记述文、武、成、康、昭、穆和在位天子(恭王)七世周王的主要业绩。并记史墙家世史,最后自赞多福。

这里还应提到,陕西其他地方出土的两件史料价值特别高的西周铜器。《利簋》,临潼的一处窖藏中出土。铸有铭文32字,开头即有“武征商,唯甲子朝”等语,所记征商日辰与《尚书·牧誓》、《周书·世俘》一致,无疑是制作于武王伐灭商纣之后不久,堪称西周第一重器。《何尊》,宝鸡贾村镇出土,制作于周成王五年(约公元前11世纪)是西周第一件有纪年的铜器。铸有铭文122字。记述成王营造洛邑,“余其宅兹中国”。内容可与《尚书》的《洛诰》《召诰》等篇印证。“中国”这一名称,首见于西周初年。

丰镐遗址

西周王朝都城丰镐遗址,位于陕西省长安县的沣河两岸。丰京在西,镐京在东。总面积约13平方公里。从公元前12世纪周文王建丰邑,武王作镐京,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350年来,丰镐一直是西周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丰镐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肇始于本世纪30年代。50年代以来,持续进行重点的调查与发掘。沣西的客省庄、马王村一带发现10多座大型夯土基址和若干铜器窖藏。沣东的洛北村等地,也曾发现大型建筑残迹,其中包括数量较多的西周残瓦。从而为探寻丰镐二京遗迹,提供了可以寄予希望的线索。

丰镐地区发掘较多的还是西周墓葬,仅沣西张家坡一带累计发掘上千座之多。其中,近年发掘的井叔家族墓地,以周王重臣井叔的双墓道大墓为中心,布局排列有序,主次分明,规格之高在丰镐地区尚属前所未见,是考察西周高级贵族葬制的典型资料。

井叔墓地几座带墓道的墓,规模大,随葬品多(墓已被盗),还残存若干精品。对确定墓主及分期,均具重要意义。其中规模最大的157号墓,由墓室和南、北墓道组成。平面呈“中”字形,总长35.4米。墓室中央为椁室,椁室置内外两重棺。外棺髹黑漆,内棺髹红漆。墓主骨骸经鉴定为40多岁的男性。墓道内放置车轮、车舆、辕、轴等。在157号墓的东西两侧,又有163号和161号两墓与之并列。161号墓,墓主骨骸经鉴定为四五十岁女性。三墓均被严重盗掘。仅163号墓残存井叔钟等青铜礼器。推测这组大墓应属一代井叔及其妻室的异穴合葬墓地。出土井叔铜器的还有170号、152号等墓。这两座墓的规格低于157号墓,都只有一条墓道,分别出土井叔方彝和井叔鼎,应是年代稍晚另二代井叔之墓。

井叔墓地残存的几件铜器,都是难得的珍品。“[豆下廾]〔deng4邓〕中(仲)牺尊”,高38.8厘米,长41.4厘米。作兽形,头立双角、双耳,曲颈,四蹄足。身有双翼,头顶一虎,颌下一龙,尾部一曲龙。盖纽为一只大鸟。盖周缘饰一周双身龙纹,通体饰兽面纹、夔龙纹和雷纹。器腹内及盖内有相同铭文二行六字:“中乍宝〔zhēng征〕彝。”井叔钟,现存2件,一件通高37.5厘米,另一件略小。钟上铸“井叔采作朕〔zhèn振〕文祖穆公大钟”等铭文,共七行39字。井叔方彝,通高约20厘米,器底及盖内各有一行铭文:“井叔作旅彝”。

沣东花园村、普渡村一带,在发掘的10多座西周墓葬中,以1981年发掘的15号、17号两座并列的墓所出青铜器数量较多,年代又比较明确,并且有大量的陶器共出。这对于丰镐遗址和西周文化的分期断代,有了新的重要帮助。

两墓出土的青铜礼器,共计29件。15号墓出有圆鼎、方鼎、簋、尊、卣、爵各二件,觯一件,共13件。17号墓出有圆鼎、簋、爵各二件,方鼎、甗、尊、卣、圆壶、方壶、觚、觯、盘、盉各一件,共16件。有的铜器造型特殊,例如,17号墓出的一件铜盉,盖作卧伏的凤鸟状,较为罕见。两墓所出铜器,除个别属西周初期外,多数属昭王前后器。有的晚至西周中期。几件铜器的铭文分别记载作器者曾受到周王的赏赐。两墓附近又都有车马坑(15号墓三车八马,17号墓两车四马)。可见,墓主的身份是相当高的。

1954年普渡村北发掘一座墓,出土成组铜器,多件铸有“长甶〔fǔ府〕作尊彝”的铭文。其中,铜盉的铭文,记述周穆王举行燕礼和射礼,长甶参加比射,受到褒奖的史实。记“佳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淢〔yù域〕[厂内立]〔lì立〕……”。同出的还有三件甬钟,是目前所知年代较早的一组编钟

这里还应提到,斗门镇下泉村出土的“多友鼎”,通高51.5厘米,重37公斤。铸于周宣王时期。腹内壁铸铭文278字。记述多友奉派参加对戎的一次防御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史实。是陕西目前出土铭文最长的一件铜器。

丰镐地区的考古工作,已经取得许多重要收获,大体可以确定丰镐二京的方位。但二京中心竟究在何处?仍有待今后的更多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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