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时期北部农牧界线的变迁（changes of boundary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ary in Northern Chinain　Chinese history）

在中国，距今一万年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民族的大部分就进入了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社会。不同族别根据自身所处地区的不同自然条件和传统的影响，各有不同的侧重。后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农牧关系的一个特点，就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和从事畜牧业的民族在地域上分离，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分工明显。这种地理上的界线，在历史时期由于民族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变化，有过较大的变迁。

　　这种变迁又为中国地理形势（东、南临海，西部为青藏高原）所决定，主要发生在北部地区。

　　历史上中国北部农牧界线的变迁，大体上应从战国时代说起。战国以前，从春秋上溯至三代，在黄河流域的各诸侯国之间，杂居着许多被称为戎、狄、蛮、夷的民族，有的从事狩猎，有的从事畜牧，与中原“诸夏”各国经营的农业区错杂而处。同时列国之间还存在不少瓯脱地带（即缓冲地带），既非农田，也不是牧地。因而很难说当时已存在着一条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的分界线。

　　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开始，铁制农具的普遍推广，使种植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恩格斯说：“铁促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当时各国竞相大力发展农耕生产，扩大耕地面积。秦孝公时商鞅“坏井田，开阡陌”，“辟草莱”，奖励垦荒，农作耕地成片扩展，就是典型的事例。而原先杂居在中原地区戎、狄、蛮、夷也多被华夏族同化，进入农耕社会。黄河流域以农耕业为主要生产形式已基本确立，而北方草原地区民族仍然继续从事传统的畜牧业，于是出现了一条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的分界线。

　　《史记·货殖列传》关于经济区划的叙述，大致反映战国至汉初的情况。

　　它将全国分成山东、山西、江南、龙门碣石以北4个经济区。山东即关东，泛指崤山、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战国以来已成为农耕区了。山西本泛指崤山、函谷关以西，关中盆地和泾、渭、北洛河上游，西至黄河均在其内。但关中盆地自周秦以来的经营，已是“沃野千里”，“好稼穑，殖五谷”的农耕区。只是其北面的泾、渭、北洛河上游及其迤西一带，即西汉时代的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地区，春秋以来为戎狄所居，至汉初仍是一片以“畜牧为天下饶”著称的畜牧区。战国秦昭王所筑长城一线，当即当时农牧分界线。江南地区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火耕水耨，是比较落后的种植兼渔猎经济区。龙门、碣石以北是“多马、牛、羊、旃裘、筋角”的畜牧区。龙门即今禹门口所在龙门山。其北为黄河山陕峡谷，河西为陕北高原，河东为晋北高原。“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战国时赵武灵王虽破林胡、楼烦，筑长城，与匈奴为界，而林胡、楼烦故地仍以畜牧为主。碣石指河北昌黎碣石山，为燕国之地。燕昭王时，击破东胡，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独石口附近）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以拒东胡。今天在燕秦长城遗址沿线的古城堡中出土了一批与中原形制相同的铁制农具。可见当时东北农牧分界线大致即燕北长城一线。黄河上游青海湖以东的河湟地区，战国以来即为以射猎为业的羌人所居；河西走廊在西汉武帝以前是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牧地，都不是农耕区。

　　总之，从战国至西汉初年，自今青东河湟地区向东北经陕北、陇东的泾、渭、北洛河上游、晋西北山陕峡谷流域南缘龙门山，又东北沿着燕秦长城至今辽宁境内，存在着一条农牧分界线。此线以北并非绝无种植业，如匈奴、羌人均有少量旱作物，然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所占比例极小。至于新疆天山南北绿洲中很早有了农业，但在其本区内部以及与东部地区均为荒沙所隔，姑置不论。

　　秦汉时期上述农牧界线，由于中原王朝势力的扩展和汉民族大量迁入边区到秦汉开始发生变化。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派蒙恬逐匈奴，取今河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南地”，在这块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森林草原地带，设置了44县，并修筑长城。三十六年又迁三万家于北河（今河套乌加河）榆中地区。这二次大规模移民戍边的结果，将农耕区的北界推进至阴山以南一带。不久，始皇死，蒙恬被杀，接着爆发了农民大起义。戍边者乘机逃回，匈奴渡河而南，与中原王朝以战国以来的故塞为界。

　　汉代初年，与匈奴以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南）为界，大致即战国时代的农牧界线。到了汉武帝时代，北伐匈奴，复取河南地后，从内地迁去近百万的汉族人民安置在北部沿边诸地，设置了大批郡县（见中国历代疆域变迁）。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山陕峡谷、泾渭北洛河上游、晋北高原以至河套地区，人口竟达310余万。如果不是开辟出相当数目的耕地，是无法维持其生存的（20世纪60年代在今套西乌兰布和沙区内就发现过汉代垦区的遗址）。在河西走廊消灭了匈奴休屠王、浑邪王以后，设置了4郡35县，从今豫、鲁、冀、陕等地迁丢大批人口，兴修水利，开辟农田。西面拓疆至羌中，令汉人进入河湟地区，开垦屯田。总之，自汉武帝以后，北部农牧界线大大地向北推进，除了中间有一块伊克昭盟部分草原外，西面已达乌兰布和沙漠和贺兰山、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北面已抵阴山山脉，东面仍沿着长城一线。

　　东汉初年因匈奴南侵，一度放弃了从河套至晋北的沿边诸郡。公元50年南匈奴降附，散居在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一带。其中还杂有羌、胡、乌桓等族。西部羌人自东汉初年以来不断叛乱，并向内地进犯。金城、陇西、安定、北地、上郡等地的汉人都从陕北、陇西一带迁至渭水流域。大批以匈奴、羌族为主包括乌桓、鲜卑等杂胡入居泾、渭、北洛河和山陕峡谷流域的沿边8郡，其结果必然突破了秦汉时代形成的农牧界线。据谭其骧教授估计，入居缘边诸郡的少数民族总数约在百万左右，而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族人口却大量下降。新的农牧界线内缩的情况虽不甚明了，但沿边8郡大部分土地成为半农半牧或农牧交错区该是无疑的。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对边区的统治已无法维持，终于放弃了朔方、五原、云中、定襄、西河、上郡、北地7郡的全部和安定郡的一部分。同时也放弃了桑干河上游代郡、雁门2郡各一部分，“百姓南奔”，“塞下皆空”。这些地区几乎全为羌胡所居。三国时南匈奴5部3万余落，散居在汾水流域。

　　西晋太康年间又有匈奴10余万人居雍州。当时关中地区人口约百余万，而“戎狄居半”。大量北方民族的入居中原，阶级矛盾和民族予眉随之加剧，最后导致长达一百多年的十六国混战时期，农业人口大批死亡和流徙，耕地荒芜，为畜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当时北方各游牧部族入居黄河流域后，其中一部分已逐渐汉化，从事农耕，上党羯人石勒即为人耕奴。如匈奴后裔稽胡分布在“自离石（今山西离石）以西，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亦知种田《周书·异域传上》”。但大多数匈奴、鲜卑、氐、羌还保持着原来的部落组织，在其聚居地区，当仍从事畜牧业。

　　即使由汉人建立的前凉政权所居河西走廊地区，也由于境内散居着大量鲜卑、氐、羌等族，畜牧业仍占相当重要地位。晋末洛阳匮乏，前凉以“马五百匹，布三万匹”为献。前赵兵锋逼临境下，前凉遣使称藩，献马1500匹，牛3000头，羊10万口。《西河旧事》说：“河西牛羊肥，酪过精好。”其他各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多以俘获牛羊为数。可见当时黄河流域北部地区，畜牧业已占有相当的比重，农耕地和牧地错居杂处，很难划出一条农牧界线了。

　　北魏至隋唐时期北魏时期再度将农耕区北界推进至河套地区。拓跋氏自迁居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以后，就在五原（今包头市西北）和稒阳（今固阳）塞外进行屯田。4世纪末迁都平城，又在今山西大同市周围“劝课农耕”，“为畿内之田”。在银川平原上引黄灌溉，兴办农业，大获其利，并有余粮支援河套以北的沃野等镇。以后西魏、北周在河套、陕北地区不断增置郡县。隋代也设置了丰、胜等州，都反映了农耕区域的扩展。但这时期农牧转化的特点与西汉时期不同：

　　（1）不是将少数民族赶走，迁入大批汉人，而主要是原住此地少数民族的逐渐汉化。当然也还有少数汉人迁入。这种转化是极其缓慢的，在地域上也是逐渐扩展的。

　　（2）鄂尔多斯草原经秦汉时代的过度开垦后，造成了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在当地特殊条件下，已出现了沙漠化的迹象，业经破坏了的生态环境再已无法恢复。如5世纪时，高原的西部“道多深沙”，南部出现了不少“沙丘”、“沙陵”和“沙溪”。在这些地区已无法再恢复农耕。例如北魏平定了赫连夏，并占有了秦陇以后，“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隋朝在河套地区进行屯田，而在其南的今鄜县、合川、泾川以南一带，却是“勤于稼穑，多畜饮”的农牧兼营区。由此可见，自北魏以来，在新恢复的河套农耕区以南与传统农耕区关中平原之间，存在着一片半农牧或农牧交错的过渡地带。

　　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前在陇右、陕北地区设了许多牧监，发展国营畜牧业。

　　麟德时（664～665）有马70.6万匹，开元时（713～741）有马44万匹。以原州（令甘肃固原）为中心包括秦、渭、会、兰4州之地监牧地范围至广，东西约300公里，南北约200公里。在晋北岚州（今山西岚县北）置内外厩都使，管辖楼烦等3监，其中楼烦监最为著名。唐时鄂尔多斯地区先后为突厥，党项所居。以内附突厥部落所置的六胡州（后改置宥州，治今鄂托克旗南城川古城）地，以产马著称。在党项族所居的夏州（治今内蒙古乌审旗白城子）境内，人烟稀少，“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橐驼”。这时鄂尔多斯地区北部今库布其沙漠区内已经出现“库结沙”、“普纳沙”等沙地（《新唐书·地理志》、《贾耽四夷道里记》）。其南部今毛乌素沙地的夏、宥一带，更有“广长几千里”的流沙（全唐文737沈亚之《平夏》），夏州城外积沙，“高及城堞”（《新唐书·五行志二》）。上述已经沙漠化了的自然环境当然不可能再发展种植业，况且原来留居的就是游牧民族，必然继续进行传统的畜牧业。而与夏、宥2州相邻的胜州（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县北）一带，“地甚良沃”（《元和志》）、“人至殷繁”（《会昌一品集》卷14），已辟为农耕区，此两州正当今窟野河一线。夏、宥2州南界包有今横山、白于山地区，则当时的农牧分界线大致在今窟野河和横山、白于山以南一线。至于阴山以南黄河北岸，自唐中宗景龙时（707～709）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后，也进行过屯田，首尾数百里，开田数千顷。不过与中原农耕区未能连成一片。

　　辽金以后自7世纪末移居夏州一带的党项族，至10世纪才建立西夏政权，11世纪拓地东有鄂尔多斯高原，西有河西走廊，北抵大漠，南以横山与北宋接界。党项族原是从事畜牧业的，以其统治境内自然环境而言，畜牧业仍占很大比重。但其境内汉人则多从事农耕，在银川平原利用汉唐旧渠、在河西走廊甘、凉等州利用祁连山雪水进行灌溉，开辟农田，具有一定的规模。

　　契丹和女真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占有北中国后，在汉唐以来传统的塞外地区开始发展粗放农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内蒙古东部的西辽河流域。10世纪开始，契丹就将战争俘掠来的汉人和灭渤海国迫迁来的渤海人，安置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进行农耕，使这块草原地带初次有了种植业，以后又向北推向克鲁伦河和呼伦贝尔草原，形成了传统农耕区外的半农半收区。金代继承了这种局面，并将种植业发展到洮儿河、第二松花江和拉林河流域，大兴安岭则成为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之间天然的农牧分界线。

　　元代蒙古族入居中原，将所占北方不少农田返耕还牧。不过也有新辟的农耕地，如将屯田推进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一带。但与牧区交错，分布零星。明初开疆拓土，在大同、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等开置屯田，设立卫所。永乐、宣德以后，鞑靼、瓦刺、兀良哈逐渐占领了今长城以外地区，明朝卫所或废或撤，随即修筑了边墙。边墙以外，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地区的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均已十分发育，无法进行农耕。明代沿边各卫所官员招引边民于边墙外开垦营利，农耕线逐北推至界外，但远者不过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所以边墙实际上是当时的农牧分界线。

　　清代统一长城内外，初年规定边墙外25公里为禁留地，是汉、蒙古两族的分界线。康熙年间准许蒙古王公和内地汉民合伙种地，蒙古境内开始发展种植业。后来去口外垦地的汉民日众，引起清政府忧虑，遂每年由户部发放准垦凭证，以便控制汉民进入蒙古草原。雍正年间募民于边外垦种，规定春往冬归，不许移家占籍，但所耕范围有限，不出边外25公里地。乾隆以后内地贫民出边墙垦种者日众，难以控制。此外，山东贫民往往出山海关或渡海至辽东，然后奔向松花江、嫩江流域。河北人从长城要隘奔向口外东蒙古地区，山西人出杀虎口走河套归化（今呼和浩特）一带，陇右农民往往去银川平原。总之，清中叶以来，由于汉人的进入，农耕区向四周扩展。但毕竟还是插花地，尚未改变整个草原地区的景观。顺治年间在东北地区所修筑的柳条边（老边）和康熙年间所修筑的新边，除了保护长白山区“龙兴之地”外，老边的西段和新边还是盛京、宁古塔和蒙古的分界线，实际上也是东北地区的农牧分界线。此线以西为蒙古游牧区，受蒙古王公管辖；此线以东是受盛京、宁古塔将军管理的农业区。

　　清末光绪年间开始，进入后套地区的晋、冀、察、绥及陕北饥民日增。

　　清政府也在河套一带推行“开放蒙荒”、“移民实边”的政策，兴办垦务。

　　光绪二十八年（1902）设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在绥远设垦务总局，在包头设分局，对伊盟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垦，后套一带的可耕地也全被开垦。总的说来，清代北部的农牧界线可以说有两条：一条是陕西省北界和晋、冀长城至辽西努鲁儿虎山一线，此线以南为衣耕区；一条是由阴山山脉，东至乌兰察布盟的乌拉山迄大兴安岭南端，此线以南有部分是半农半牧区。内蒙古东4盟中昭乌达、哲里木2盟和1950年分划给热河、辽宁、内蒙古3省前的卓索图盟都有不少耕地，但大多比较分散，仍属农牧交错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