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Datongshu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著述，成书于1901～1902年作者旅居印度时。书中描述了他对大同社会的设想。书成后长期“秘不示人”，直到1909年，才在当时的《不忍杂志》上发表了该书的头两部分。全书是在康有为去世后，由他的学生钱定安于1935年刊印。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的来源十分复杂。中国古代关于“井田”的说法，《礼记·礼运》中关于“大同”的理想，以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学说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等，都对康有为的大同思想的形成发生影响。
《大同书》全书共分10部，除在描述大同社会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道德、文化状况的各部中涉及经济生活的有关问题外，其中庚部“去产界公生业”，癸部“去苦界至极乐”，以及辛部“去乱界至太平”的一部分，着重描述了关于大同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经济生活的设想。
康有为认为，大同社会是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他强调：“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人对人的剥削已经消灭。有劳动能力的人都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已被对社会经济的“统算”（即有计划）所代替。全地球的“公政府”（中央政府）和各个“度界小政府”（各地方政府）分别负责全球及本地区的计划工作；商品、货币关系在大同社会将永远存在，个人收入采用按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分配的原则，并通过货币工资（分10级）和货币奖金的形式来进行。
康有为设想，大同社会由于生产高度发达和没有剥削，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普遍达到很高的水平，每天的劳动时间缩短到三、四小时甚至更少，“此时皆游乐读书之时”，人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并有选择职业的充分自由。
《大同书》揭露、批判了西方国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垄断集团的横暴，贫富悬殊，工人群众的失业、贫困以及经济危机带来的灾难。康有为认为这一灾难的根源在于对农、工、商各业的“私产”，即资本家的私有制。
在《大同书》成书的时期，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康有为看到了西方社会中日益激化的矛盾，又受到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某些影响，因而书中有若干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容。但是，当时中国的落后，中国所面临的封建压迫的现实，又使他不可能超出历史条件，把《大同书》写成一部以批判资本主义为主的著作。书中所宣扬的“去国界”、“去形界”、“去家界”等理想，主要是谴责封建君主专制、封建等级制，以及封建家庭中的父权、夫权，而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原则代替它们，这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伦理关系的理想化。
毛泽东曾对《大同书》作过确切的评价，认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