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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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国家中一种反对列宁主义但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它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是共产国际内部一种“左”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在党外发展起来。这股思潮在开始时没有自称或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1955年, M.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并把前者的传统追溯到G.卢卡奇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在这以后,人们就广泛地用这个概念称呼这一思潮。在60年代末期西方的新左派运动中,特别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中,这一思潮曾被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奉为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制异化制度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结合起来,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提出了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见解。

两种趋向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有两种不同的趋向:

(1)按照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的精神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被称作“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2)按照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精神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被称作“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以德国哲学家赖希、H.马尔库塞、E.弗罗姆为代表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性冲动象饥饿、口渴和劳动一样,是人类的物质需要之一。据此,他们主张发展一种“受辩证法和人道主义指导的精神分析”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分支,用它阐明人类压迫的心理过程,并把社会主义革命纳入到性本能的压抑和解放的渠道中去。以法国哲学家J.-P.萨特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主要本质在于人的自我创造实践,为此,个人实践应当成为辩证方法的基本出发点,个人自主和自由意志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所向往的未来的阶级斗争的源泉。它主张在马克思主义从人类活动的结果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客观方面的框架内,用存在主义去理解个人主观的生活经验。以意大利哲学家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反对用含糊的人道主义和黑格尔修辞去取代科学的政策,对现代资本主义作出不正确的理解;在理论上则断然否定在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之间有任何连续性,它主张把科学的辩证法规定为以“具体-抽象-具体循环”为标志的现代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以法国哲学家L.阿尔杜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企图使马克思主义非人道化,清除附在它上面的一切反科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范畴。为此,它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划分为早期的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时期和晚年的科学时期,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是反经验主义、反历史主义和理论上反人道主义的。

主张重新“发现”和“创造”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逐渐不适应历史运动,并对非马克思主义获得的成就加以排斥,因而经常处在不理解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变化发展的经验的危险之中。为了防止和克服这种危险,“西方马克思主义”断然反对“教条主义”,主张由每一代来“重新发现”、“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

在“重新发现”和“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某个方面,而指责、否定其另一个方面;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并按照自己的需要批评恩格斯和列宁阐述的某些原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一致强调借用资产阶级思想的伟大成就,它们或者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流派那里系统借用概念、术语和范畴,或者进而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思想去“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混合物。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在分析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现象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和问题,探索了西方革命的途径,并且批评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和缺陷。但是,由于它们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因而没有能够为现代西方社会指出一条摆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