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houru fenpeilun
[外文]：theorie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关于收入的来源和归属问题的理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收入是由各有关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因此，生产要素所有者在经济活动中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服务，被认为是他们的收入的来源；而所谓分配，是指他们各自在提供生产要素的服务之后而获得收入，从而在总收入中各自都有一定的份额归属于自己。
历史发展分配理论在古典经济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的古典派经济学家（如D.李嘉图）甚至把分配问题说成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问题。古典经济学的分配理论，有两个特点：
（1）古典经济学处在国内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展开的历史时期，不但能够提出劳动价值理论，而且把分配理论与之联系起来。例如，A.斯密曾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利润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补偿资本家所预支的工资之后的余额，从而实际上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又如，李嘉图也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分析了工资、利润、地租三种分配形式，从中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资本家、地主这三个主要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古典派经济学家能够以比较科学的态度来探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入分配问题，从而使其收入分配理论具有相当的科学成份，为经济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2）古典经济学处在资本主义上升的历史时期以及它所持的资产阶级立场，又使得它往往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想化，把这种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看作是“自然的”、“合理的”和“永恒的”，从而使它的分配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随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激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从古典的阶段转入到庸俗的阶段，这个庸俗化的转变突出地表现在分配理论上。例如，法国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J.-B.萨伊，在其“生产三要素”论的基础上，用“效用价值论”取代了劳动价值论，认为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在生产过程中所提供的“服务”是各种收入（工资、利息和地租）的源泉，把三种收入分配归属于三种要素的提供者（工人得工资，资本家获利息，地主获地租）说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样，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便完全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掩盖了。
19世纪70年代以后奥地利学派的F.von维塞尔，在主观主义的边际效用论和生产要素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归属论”的分配理论。按照他的理论，任何产品都是几种生产要素的共同产物；而参与了某种物品的生产过程的每一种生产要素，都对生产的成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也应该从这个生产成果中获取一份报酬。他提出运用数学的方法，把产品的价值分为若干份额，将这些份额分别归属于参与该产品的生产过程的每一种生产要素。他认为，这不仅说明了各生产要素的价值，还同时确定了各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在收入分配中所应得的份额。
19世纪末，美国经济学家J.B.克拉克在生产要素论、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又结合运用生产率递减律，提出所谓边际生产率论来说明分配问题。他说，在其他生产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任一要素每增加一单位所带来的产品增量将是递减的，最后增加的一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最低，被称之为边际生产率，由它来决定各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报酬。他运用这种理论来说明工人工资和资本利息，还把地租视为利息的特殊形态。他企图用各要素的所谓生产率来说明各种收入的源泉以及生产要素所有者取得收入的权利。如果说，在克拉克那里，所谓“边际生产率”是工资、利息等分配形式的唯一决定因素，那么，在英国经济学家A.马歇尔那里，边际生产率仅只是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为马歇尔从其均衡价格论出发，把提供生产要素视若提供商品，把提供生产要素而获得的“报酬”也视为一种让渡价格；而作为一种价格，既取决于边际生产率之类的需求方面的因素，也取决于供给成本之类的供给方面的因素。这样一来，马歇尔便用生产要素价格论，取代了收入分配理论。这一点影响非常深远。当代西方经济学至今仍承袭着这个传统，把这种生产要素价格论奉为分配理论。
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收入分配问题变成了一个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问题。按照这个理论，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分配中所获得的各种报酬（工资、利息和地租），也就是它们各自的价格，而各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取决于它的需求与供给这两个方面。
各企业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是一种引致需求，它是由于消费者对企业的最终产品的需求而引起来的。企业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是大是小，据说取决于该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于是，劳动、资本、土地等不同种类的生产要素，便分别有所谓劳动边际生产率、资本边际生产率、土地边际生产率等。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或边际收益产品提高，将会吸引人们更多地开办企业或扩大企业，从而扩大生产要素的需求；反之，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降低，会导致生产要素的需求下降。
然而，生产要素的价格，除了取决于需求方面的边际生产率因素外，还取决于供给方面的边际成本因素。所谓“边际成本”，是指为增加最后一单位生产要素所支付的费用。如果某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每增加一单位所带来的收益大于所支付的成本，则厂商将增加这种投入的数量；反之，则减少这种投入的数量。所以，生产要素的价格，是生产要素市场上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以资本这一生产要素的价格（利息）的决定为例。从需求方面看，投资者之所以愿借入资本进行投资，是因为这种投资的边际生产率会给他们带来收益；从供给方面看，资本供给者之所以愿贷出资本，是因为他为此获得的报酬（利息）足以补偿他对现在消费的牺牲，即足以补偿其供给成本。从这个意义说，利息之多少又取决于资本的供给成本。因此，在资本这个生产要素的市场上，它的价格──利息取决于由资本的需求因素（资本边际生产率）和供给因素（供给成本）二者所达成的均衡水平。图 1中以y轴表示利息率水平，x轴表示资本的需求或供给的数额，D表示资本的需求曲线，S表示资本的供给曲线，E表示均衡点，O r表示均衡利息率，O Q表示在均衡利息率O r下投资的供求数额。如果利息率水平高于均衡利息率O r，则资本需求者将趑趄不前，而资本供给者将踊跃扩大供给，资本市场上势必出现供过于求；反之，则出现供不应求。其结果，都将导致利息率回到它的均衡水平。
至于其他生产要素（土地、劳动）的价格决定，据说虽然也取决于它们的需求与供给，但各稍有特点。例如，土地这一生产要素被看成是资本的特殊形态，地租也被看作是利息的特殊形态。土地的需求，取决于土地边际生产率。但土地的供给是有限的而且缺乏弹性，与资本的供给不同，因而租用土地所付的代价──地租是仅只取决于需求方面的因素──土地边际生产率。可用图2来表示，供给曲线S便是一条与y轴平行的直线。又如劳动这一生产要素的价格──工资，也取决于劳动的供求。劳动的需求，取决于所谓劳动边际生产率。劳动的供给，则取决于：
（1）劳动者本人生活、教育、培训的费用以及赡养家庭的费用；
（2）闲暇的效用。据说，工资率的提高会对劳动的供给产生两种不同的效用，图3中y轴表示工资率，x轴表示劳动。一是替代效应，即在一般情形下，工资愈高，会使人们感到闲暇的代价越大，人们宁愿用劳动来替代闲暇，这时，劳动的供给随之增加，劳动供给曲线S′S″从左下方向右上方移动（从S′→C）。另一是收入效应，即在工资率提高到相当水平后，人们也觉得较为富裕，可以多享得闲暇，反而减少劳动的供给，导致劳动供给曲线反而向左上方倒移（从C→S″）。
上述各种分配形式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并且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的。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现实中，并不存在所谓“完全竞争”，存在的是所谓“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据说垄断因素的存在，无论是出现专卖抑或专买，都给收入分配带来一个重要影响，即出现了剥削。
在存在专卖的情况下，处于垄断地位的生产者（大企业）可以确定产品价额，而处于买方的许多企业只能接受价格。图4y轴表示价格，x轴表示产品的产量。MC表示产品的边际成本，可视为该产品的供给曲线;MR P表示产品的边际收益产量，可视为该产品的需求曲线；VMP表示该产品的边际价值。当产量为Q时，MC和MR P相交于A，在A点上，产品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如果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任何一家企业的产量都不能影响产品的价格，产品价格O P便由MC和MR P两曲线的交点A来确定，价格O P等于边际收益或边际成本。这时，边际收益产量等于边际生产实物量乘以边际收益的乘积，而且边际收益产量跟边际价值一致。但在本图所示的垄断条件下，垄断企业所确定的产品价格高于边际收益，导致它的边际产值高于边际收益产量（VMP＞MR P），使该企业获得的利润超过正常水平。这个超额部分（=P P′×O Q=P P′×P A），被称之为剥削。
在存在专买的情况下，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可以确定投入要素的价格，而处于卖方的许多企业只能接受价格。如图5所示，对该企业来说，MR P和VMP两条线是一致的。它仍根据产品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来确定对自己最有利的购买量O Q，但并不据此而把投入要素的价格订在O P水平上，而是根据市场的投入供给曲线S，把收购价格规定在与O Q产量相联系的O P′水平上（由于供给成本一般都低于边际成本，故S处于MC曲线下方），于是，形成了一个由于压低收购价格而带来的剥削（=P P′×O Q=A B×O Q）。
总之，当代西方经济学尽管对“垄断”持谴责态度，斥其为剥削，但它所分析的剥削，以及它所分析的各种分配形式，都被错误地归结为流通领域里的现象，被割断了它们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联系。
后凯恩斯派的分配理论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以J.罗宾逊、P.斯拉法、N.卡尔多、L.帕西内蒂（1930～ ）为代表的英国后凯恩斯派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分配理论，在观点上或方法上都与上述的传统分配理论不同。他们有如下一些基本观点：
（1）坚决摒弃传统分配理论的理论支柱──边际生产率论，认为它是完全错误的理论。他们认为:从方法上看，边际生产率论一方面用生产要素的所谓“边际生产率”来说明各自的“报酬”，另一方面又用各种“报酬”来测量各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完全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从理论上看，边际生产率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资本、土地都和劳动同样是价值或收入的源泉，但实际上它们的唯一源泉是人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各种收入之间，以及它们各自的所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合作”、“公平”、“均衡”的关系，从而抹煞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冲突与矛盾。后凯恩斯派认为，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及长期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都揭示了这个理论的虚妄性。既然如此，建立在它上面的分配理论自然也是完全错误的。
（2）他们主张把分配论跟价值论联系起来，主张回到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去。他们认为，价值决不是象“边际效用”那样的主观的、心理的范畴，它的客观性与物质性体现在人的劳动上。他们认为，作为资本的商品和作为商品的商品，都同样是劳动创造出来的，其价值、价格都应还原为“有时间的劳动量”。为了确定商品或资本的价值，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企图建立一个“标准合成商品生产体系”，以充当“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价值理论，为后凯恩斯派探讨资本价值、利润率以及利润与工资的相对份额等分配问题，提供了理论工具。
（3）他们主张用历史的方法来分析经济，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总是取决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因素”，特别是财产占有制度。他们的这种历史观点，再加上他们的劳动价值论观点，使他们在探讨分配理论中，能够提出资本家的资本收益乃是凭借其资本所有权而获得的非劳动收入的观点，提出资本主义分配关系是不公平的而应予以改革的主张，从而触及分配关系中的阶级矛盾与冲突。
（4）罗宾逊、帕西内蒂等还建立模式来进一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下两大阶级之间的分配关系；并着重分析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率的增长如何影响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分配。他们把国民生产划分为消费品生产和投资品生产两个部门，把国民收入划分为利润和工资两个部分，它们分别代表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级的收入。他们关于分配关系的分析分两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他们假设：国民收入Y仅由工资W和利润P两部分组成;工人的工资W全部用于消费，资本家的利润P全部用于投资I，储蓄S全部来自利润，工资中储蓄的比率S W为零，利润中储蓄的比率S P为1。在上述假设（I=S=P，S W=0，S P=1） 下，消费品生产和投资品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基本上反映出国民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分配。他们根据上述假设提出了一个简单模式如下：
Y=W+P（1）
S=S W W+S P P=I （2）
据此推算出：（S/Y）（1/S P）=P/Y=（I/Y）（1/S P） （3）
S/Y=P/Y=I/Y （4）
（4）式表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应等于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换言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将随着投资率的提高而增长。
第二步，他们假设：工人的工资并不全部用于消费，也用一部分去购买债券、股票以获得利息、红利或股息；资本家也将一部分利润用于消费，即S W＞0，S P＜1。他们分析的结果表明，在这新的假设下，国民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比例，不再反映两个阶级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因为工人除了工资收入之外，还有一部分利息、红利、股息的收入。他们的分析还表明，工人的收入会因有一部分利息、红利、股息的收入而增长，资本家的收入会有所减少，但总消费需求、净储蓄都不受影响，因而上述模式在这里仍可适用，利润收入在国民收入份额随投资率的提高而增长的这个基本趋向不会改变。为此，他们认为，只有采取某些“收入均等化”措施，才可在利润收入份额增长的同时避免导致两个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恶化。
后凯恩斯派的分配理论有如下几个特点：
（1）它的收入分配论是与经济增长论结合着的，它所研究的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国民收入在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分配问题。
（2）它的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建立在J.M.凯恩斯的理论上，但它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会使两个阶级的分配关系恶化，而凯恩斯主义又缺乏一个分配理论，于是为了提供一个分配理论而又求助于古典派劳动价值论。所以，从理论上说，它的分配理论也是凯恩斯理论和古典派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3）它认为收入分配不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严重弊病，主张要加以改革；但它又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必须维护。这种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并幻想通过改善分配状况来“改善”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观点，给它的分配理论深深地打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烙印。
- 参考书目
- M.C.Howard ，Modern Theorie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Macmillan， London， 1979.
- J.Tinbergen， Income Distribution: Analysis and Policies，North-Holland，Amsterdam，1975.
- S. Weintraub， ed.， Modern Economic Thought，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