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jindai duiwai maoyi
[外文]：foreign trade in modern China
中国从清代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半殖民地型的对外贸易。主要表现在协定关税、洋行垄断、长期入超以及进出口商品结构和不等价交换上。
协定关税鸦片战争后，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不久又失掉了海关行政权。1843年英国与清政府制定第一个协定税则，主要进口货的税率比以前粤海关的实征税率降低了一半以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提出值百抽五的原则，再次降低税率。但实征从未达到5％。1902年修订协议后，进口货平均实征在3.2％左右，成为举世罕见的最低税率。这自然极有利于外国商品在华倾销，而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在中华民国时期，经过1924～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群众性的关税自主运动，国民党政府与列强协商，于1929～1934年四次修订税则，进口货的平均实征税率才逐渐提高到27％左右。
洋行垄断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一开始就由外国在华的洋行垄断。不但进口全部由洋行经营，即使出口，也是中国将商品卖给口岸的洋行，而非运销国外。所有进出口结汇、信贷、保险和航运，都由外商经办。外国银行掌握了全部外汇，并决定汇率。洋行雇用华人做买办，建立买办制度，并通过买办建立了通商口岸到内地城镇的商业网，为洋行推销洋货和汲取出口物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商国际贸易业日兴，分享部分利益，但未能改变洋行垄断的局面。1936年，国民党政府应外国政府要求，管制锑、钨等战备物资作为偿还外债之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易货偿债范围扩大，国民党政府管制了所有重要出口物资，出口贸易遂大部转入官僚资本之手。
贸易总额和长期入超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除鸦片外，并未能很快在中国打开销路。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取得内地航运通商和免纳厘金等特权后，市场才逐步扩大。1895年甲午战争时，进出口总值达3.1亿余海关两（一海关两合 1.558银元）。而入超达2840万海关两。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严群蠓⒄沟�帝国主义阶段，它们的对华贸易也急速膨胀，1931年贸易总值达23.4亿余海关两，入超达5.2亿余海关两。旋因东北市场被日本占领，以及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贸易额锐减，到1936年仅有10.5亿余海关两。抗日战争时期，币制混乱，若折合美元计算，则1941年后方和沦陷区合计，贸易总额仅保持1931年水平（未计美元贬值）。战后，1946年，贸易总额有了一定增长。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情况如表所示。
贸易总额中，各国所占比重则以它们在华的政治、军事、经济势力的消长为转移。大体上，早期是英国执牛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渐居上风，抗日战争后则为美国所独占。
进出口商品结构及其价格决定进口商品中，早期除鸦片外，纺织品占绝大比重，随后化工产品、煤油、钢铁机器等渐居重要地位，后期并有不少粮食进口。出口商品中，早期丝、茶占70％以上，其后大豆、桐油、猪鬃日居重要地位，矿产品亦出口日增。这种商品结构充分显示了殖民地性贸易的特点，一度曾演成中国出口棉花、进口棉纱、布以及出口铁矿砂、进口钢铁的格局。这种商品结构，造成工业品与农产品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并因价格水平的变动而加剧。
进口商品价格完全是由国际市场决定。出口商品如丝茶，原有左右市场供需的能力，但自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就丧失了价格主动权。其后的大豆、桐油、猪鬃、钨、锑等也是这样；所有出口价格都决定于国际市场或国际协定，而与国内生产成本无关。加上国外垄断资本和洋行的操纵，于是在价格水平上升时，进口价格上升的幅度常大于出口价格，而在价格水平下降时，出口价格的下降又快于进口价格，这就形成价格剪刀差，使中国在国际交换中遭受长期性的损失。由于前述的商品结构，这种剪刀差又反映为国内市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以至所受损失大部分是由农民负担。这种现象，又因银价的变动而加剧。1935年以前中国是用银国家，而银价主要由美国操纵。1926～1931年国际银价长期下降，中国物价虽有上升，但反映到农民小生产上则是缓慢的。洋行实际是按照国际价格用贬值了的银元付给农民，收购出口商品，收取双重利益。也在此时，中国的贸易入超达到最高峰。这以后，国际银价上升，中国陷于市场危机，美国于1934年实行购银法案，使中国的白银危机达于顶点；而其直接结果之一，则是造成江南一带农村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