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快农业保险立法进程
由于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各国在发展农业保险时都是立法先行，给予充分的制度保障。如美国的《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日本的《农业灾害补偿法》等，都在各自的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但中国农业保险法始终处于缺位状态，这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原本计划在2007年底出台的《农业保险条例》也由于种种原因暂时搁置。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加快农业保险立法进程，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以及在国家农业保护制度中的主体地位，明确规定农业保险的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政府的职能作用、经营主体资格、农民的参与方式、保险双方权利义务、会计核算制度、精算制度、初始资本金筹集数额和方式、财政补贴标准及计算方法、管理费和保险费分担原则、异常灾害条件下超过总准备金积累、赔款和处理方式、税收规定、各有关部门的配合、资金运用等内容，为农业保险提供法律保障，促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发展。
(二)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离不开政府扶持，世界上40多个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国家根据本国实际都相应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扶持方式。政府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是世界各国支持保护农业的普遍做法。也是世贸组织允许各国支持农业的“绿箱”政策之一。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逐渐铺开，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以确保试点工作稳步持续的推进。
1，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对农业保险提供税收优惠是国际普遍的做法，也是我国应予以重视的。目前，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对农业保险免征一切税收。而我国现行税制规定的农业保险免征营业税和印花税的范围仅限定在种植业和养殖业方面。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我们应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服务“三农”中的应有作用，根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制订税收优惠政策，逐步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参照国际经验和我国现行对涉农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考虑在免征种养两业营业税和印花税的同时，进一步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一是免除经营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业务的所得税，对其他涉农保险的营业税和印花税采取先征缴后按一定比例返还的方式；二是对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盈余，可在一定期间内适当减税，以利于经营主体增加准备金积累，降低保险费率，提高农民的保费支付能力；三是允许经营主体从经营盈余中扣除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保险准备金，并在税前扣除，以增加经营主体的资金实力。
2，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的补贴政策。一是提供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和再保险费补贴，以激励其经营农业保险，增加农业保险的供给。这两项补贴实际上在2006年的《国十条》里已经明确提出，而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在条件成熟时付诸实践。二是对参保农民实行的保费补贴方式，建立保费补贴的长效机制。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全面铺开，结合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的要求，中央财政应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补贴力度，并通过差异化补贴政策，调动地方政府、保险公司和农户的积极性，并逐步建立鼓励和扶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长效机制，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构建多层次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农业风险具有高度关联性和巨大的不确定性，致使农业风险损失在空间上很难分散，结合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如果在农险设计上没有一个完善的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一旦农业巨灾损失发生，单独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很难独立承担与消化。而目前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与经营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分散风险的能力更差，2008年初雪灾造成的巨大损失和2009年初北方主要冬麦区的罕见旱灾，充分体现出了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迫切性。笔者认为我国可通过以下三条途径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1，提高试点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率。在不断增加试点地区的同时，努力提高试点地区内农户的参保率。通过农业保险单位的增加，在直接保险层面上通过大数法则在更广空间上实现风险分散。国外实践证明，单纯提高保费补贴并不能有效提高农业保险的参保率，如果完全实行自愿保险，农业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就会非常严重，不仅不能提高参保率，甚至会出现低参保率与高保费之间的恶性循环，导致农业保险市场萎缩。例如美国作为世界上保险业最发达的国家，从1939～1995年的50多年间。在政府大量补贴的情况下，农民投保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却很低，直到1994年美国政府采取有条件的强制措施后，才使农业保险的参与率提高到80%左右。根据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的“探索建立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相结合的银保互动机制”，结合发达国家实践经验，立足于我国农村实情，笔者建议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种植业(水稻、玉米、小麦、大豆、棉花等)和养殖业(猪、牛、羊等)实行适度的强制性保险，可将各种支农优惠政策和贷款优惠政策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结合起来，例如规定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农户必须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或者参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农户享受信贷优先、利率优惠等政策，这样既能规避农户的逆向选择行为，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以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充分分散风险，又能降低农户贷款的违约风险，保证农村信贷更好的发挥服务“三农”的作用。
2，建立农业保险再保险机制。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和农业保险经营难度大、赔付率高等特点，农业保险承担风险责任的能力和赔付能力有限。在此情况下必须通过再保险方式，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分散风险、分摊损失。结合发达国家经验，建议由中央政府组建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也可以由目前的中国再保险公司兼营这部分业务，事实上目前中再公司部份地承担了这部分业务)(见图1)。其职能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再保险机制，使农业风险在全国的范围内得以最大程度的分散：二是补贴各省、市、区农业保险的亏损，这种补贴不同于一般的民政救济。它是一种差额补贴，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一般的保险互助合作社或其它商业性保险机构都可以按低于农业风险的实际费率来承保，当赔付率超过一般赔付率时，由国家再保险公司来补足。这种差额杠杆撬动机制既可以保证农民以可以接受的相对较低的费率参加保险，又可以撬动一般的保险机构以不少于社会市场利润率的水平来承保农业风险，充分调动了被保险人、保险人双方的积极性。
3，设立巨灾风险基金或巨灾风险的融资机制。由于农业风险具有高度关联性，致使农业风险在时间和空间上难以分散，很容易形成农业巨灾损失。吞噬农业保险公司的所有准备金和资本金，制约其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对遭遇巨灾损失的农业保险公司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增强抵抗巨灾风险的能力。巨灾风险基金的筹集应以国家为主、地方为辅。筹集渠道应主要包括：国家财政拨款；从农险公司无大灾年份农业保险保费节余滚存中抽出一部分；农险公司的税收减免部分；从防灾、减灾和救灾专项支出中与农业保险服务标的相对应的资金里抽取一部分；每年从国家的粮食风险基金中抽取一部分。另外，还可由政策性保险机构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巨灾风险基金债券，提高巨灾风险基金储备能力，但考虑到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此种方法应慎用。
(四)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宣传教育
通过笔者上述的调查问卷可以看出，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风险损失的补偿方式，在大部分地区还远未被农村居民所接受。农民的保险意识非常浅薄，对农业保险的作用还心存疑惑，农民不信任又不适应交钱让社会来保护自己。为此应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农民喜闻乐见的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大农业保险知识的普及力度，培育农民保险意识，加强农业人口对保险职能的认识，使其认识到保险是稳定生活、恢复生产、保障经济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进而自觉地参加保险，从而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参保率和覆盖面，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稳步向前发展。
(五)设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机构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主要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来实施，但政策性保险的监管与商业性保险的监管在监管性质、监管内容、监管规则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农业保险业务管理比商业保险业务管理要复杂得多，它不仅在展业、承保、防灾减损、理赔等业务经营管理层面上复杂，还涉及到农业、气象、金融、投资、财政、税务等若干领域，更主要地体现在其政策性本质所要求的跨部际协调上。为了避免出现因各自为政、分割管理、资源分散配置而导致高投入、低效率的局面，笔者建议我国有必要借鉴美国、日本等国的经验，考虑在适当的时机，以目前的中国保监会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部门和人员为基础，联合农业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委，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如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管理局或农业风险管理协会(见图1)，以适应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农业保险的管理机构需要履行的职责应该包括：一是根据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授权，制定和执行有关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政策；二是组织全国或全省进行农业风险区划分和费率分区工作；三是研究农业风险和风险管理，精算费率，设计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标准(或示范)条款：四是筹集、管理和使用大灾准备基金：五是协调各地、各个参与农业保险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六是根据中央政府或省政府的授权，代表中央政府或者省政府管理、审核和拨付财政补贴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