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qingdai fagui
清代(1644～1911)是中国末代封建王朝，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统治的开端。清代法规继承了封建法律发展的源流，有些是沿用明律而重加修订，有些是在满洲旧律基础上的补充发展。至20世纪初期变法修律，又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为蓝本。因此，清代的法规不仅兼有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性质，而且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也反映了外国侵略者的利益和要求。
根据满文档案记载，公元1616年清太祖统一女真部落以后，开始创制军政法度。太宗(1626～1643在位)时期，满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迅速过渡，颁布了一系列调整变动中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立法，制定了具有法令汇编性质的《崇德会典》。虽然关外立法“因时立制，不尽垂诸久远”。但某些精神对入关以后的法制建设，仍有影响。
清世祖1644年入关以后，基于统治全国的需要，于顺治二年(1645)设置律例馆，进行全面的立法活动。清代法规的主要形式是律例、则例、会典、适用少数民族地区的单行法，和仿照资产阶级法律体系制定的部门法。
清初至同治年间立法
包括：
律例
顺治五年即制定出《大清律例集解附例》。康熙十九年(1680)刑部编成现行则例，康熙二十八年将则例分别载入正律。雍正五年（1727）颁行《大清律集解》436条，律后附例。乾隆五年（1740）编成《大清律例》，直至同治(1862～1874)年间续增附例，例的实际地位和作用逐渐凌驾于律之上。
则例
从康熙(1661～1722)时起，清朝为加强对国家机关的管理，以充分发挥其职能，陆续制定了各部院则例，主要有以下几种：
（1）《刑部现行则例》 康熙十九年制定，后并入正律。原文已佚，《古今图书集成》只保留了该则例的目录。
（2）《钦定吏部则例》 雍正十二年编成，乾隆、嘉庆、光绪各朝均续加修纂，主要内容是各部的职掌、官员的铨选和品级，以及对各部违法行为的处分则例，具有行政法规的性质。
（3）《钦定户部则例》 乾隆四十一年编成，并定制5年一修。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同治四年，先后修订过14次。主要内容除规定户部职掌外，分立户口、田赋、库藏、仓庾、漕运、盐法、参课、钱法、关税、廪禄、兵饷、蠲卹、杂支等门类，类似经济法规。
（4）《钦定礼部则例》 嘉庆九年(1804)编成，道兴二十四年(1844)增修，共分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四个门类，是关于国家礼仪方面的行政法规。
（5）《钦定中枢政考》 康熙十一年由兵部编成。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朝均有修订。主要内容是武职品级、升迁和军政。嘉庆时按内容分为八旗则例、绿营则例、处分则例三大类，具有军律的性质。
（6）《钦定工部则例》 乾隆十四年编成，嘉庆、光绪朝续加修订。主要内容是有关乘舆、仪仗和军器的制作。光绪时分为营膳、船政、河防、水利、军火等项。
（7）《理藩院则例》 理藩院是清王朝管理蒙、回、藏事务的机关，所谓“掌外藩之政令，制其爵禄，定期朝会，正其刑罚”（《光绪会典》卷六三），也掌管一部分属国及与外国交往事务。康熙二十六年制定《理藩院则例》，乾隆、嘉庆、道光、光绪朝续加增订，是专门适用于蒙古族人的法律。由于理藩院兼管对俄罗斯的交涉事宜，因此则例中还规定有《俄罗斯事例》。光绪三十二年(1906)官制改革，理藩院改为理藩部，《理藩院则例》也相应改为《理藩部则例》。《理藩院则例》确立了蒙、回部的行政系统，加强了对该地区的司法管辖，有利于清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8）《兵部督捕则例》 顺治三年为维护封建农奴制而制定的惩罚旗下逃亡奴仆的法律。凡属“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但窝藏隐匿“逃人”者正法，没收家产，并连累邻里乡约甲长各鞭一百，流徙边远。为缉捕旗下“逃人”，顺治十年专设督捕衙门，隶属兵部。《督捕则例》以用法不平，株连过多，造成社会动荡，以致“逃者愈多”，迫使清政府承认“若专恃严法禁止，全不体恤，逃者仍众，何益之有”（《清世祖实录》卷88）。因此，康熙十五年修订《督捕则例》，放宽“逃人”法，窝主免死，并限制贩卖和虐待奴婢。康熙三十八年将督捕衙门改为督捕司，隶属刑部。乾隆以后，废除《督捕则例》，将有关条款经过修改附入刑律。
会典
康熙时，仿照《明会典》制定《康熙会典》，其后，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四朝均续加修订。清会典是以行政法为主要内容的法典，记述了清代从开国至光绪朝有关内阁、六部、院、寺、府、监等机构的职掌、事例和活动原则，是研究清代典章制度的基本史料。
适用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法律
有《回律》、《番律》、《蒙古律》、《苗律》、《西宁番子治罪条例》等。《西宁番子治罪条例》又称《番例条款》，雍正十一年制定，是适用于宁夏、青海、甘肃等地少数民族的法律。《番例条款》所规定的大量罚牛马赎罪，和令当事人“设誓”具结，表现了极大的掠夺性和神明裁判的宗教色彩。
清代末年立法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侵略者凭借不平等条约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并在租界内建立会审公堂，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清政府为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和调整新出现的社会关系，以苟延残喘，于光绪二十七年下诏变法，提出“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光绪二十八年建立修订法律馆，委派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清末修律以“务期中外通行”为宗旨，企图借以收回领事裁判权，表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性。
清末修律起草了以下各部门法：
宪法
光绪三十四年颁布了粉饰预备立宪的《钦定宪法大纲》。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后，为抵制革命和发生在近畿的兵变，由资政院制定并正式公布《重大信条十九条》，通称《十九信条》。《十九信条》是在革命高潮压迫下的产物，形式上缩小了皇帝的权力，扩大了国会的权力，皇帝权力以宪法规定的为限。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但是又规定“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而对人民的民主权利却只字未提。《十九信条》是清政府预备立宪政策最后破产的记录。
刑法
光绪三十三年修订法律馆“专以模范列强”为宗旨，制定大清新刑律草案。草案分总则、分则两编，主刑、从刑两类；并制定了有关国交、选举、交通、通讯等方面的犯罪条款，确立了缓刑、假释的制度。在新刑律颁行前，修订法律馆删修大清律例，以《大清现行刑律》作为过渡，于宣统二年颁行。《大清现行刑律》取消了原有的吏、户、礼、兵、刑、工六律总目，将旧律中有关继承、分产、婚姻、田宅、钱债等纯属民事的条款分出，不再科刑，以示民刑区分；规定了关于内乱、外患、泄漏机务、妨害公务等罪的细则；废除了凌迟、枭首、戮屍、缘坐、刺字等酷刑，并以罚金、徒、流、遣、死取代笞、杖、徒、流、死五刑。现行刑律颁行不久，清朝即覆灭，现行刑律中的民事条款被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所援用。
民商法
光绪三十三年修订法律馆聘请日本人松岡义正起草民法总则、债权、物权三编；修订法律馆会同礼学馆起草亲属、继承二编，于宣统三年完成《大清民律草案》，主要内容取自德国、瑞士和日本民法典，也保留了中国封建的民事法律原则。
为了调整新出现的商务关系，以适应通商惠工的需要，光绪三十四年聘请日本人志田钾太郎协助起草《大清商律草案》，但都未及颁行，清朝即覆灭。
诉讼法
光绪三十二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认为刑法为体，诉讼法为用，“体不全，无以标立法之宗旨；用不备，无以收行法之实功。二者相因，不容偏废”，起草刑事、民事诉讼法，于宣统二年编成《刑事诉讼律草案》及《民事诉讼律草案》，但均未施行。
法院组织法
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颁布《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次年颁布《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宣统二年又仿照日本《裁判所构成法》制定《法院编制法》，于同年二月颁布施行。《法院编制法》虽然采用资产阶级司法独立原则，规定各审判衙门“独立执行”司法权，行政长官和检察官“不得干涉推事之审判”，实际上是借此欺骗群众，粉饰君主立宪。
清末修律引进了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和原则，打破了中国固有的诸法合体的结构，标志着延续2000多年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清末修律不仅体现了地主、官僚买办的意志，也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利益和要求。在资产阶级法律的形式下，仍然保留了某些维护封建剥削关系和纲常名教的条款，表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法律制度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