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Hanshu Shihuozhi
《汉书》中记述中国西汉经济的专篇。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西汉时期（包括王莽摄政、称帝时期）的经济议论，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言“食”，下篇言“货”。中国史书记述经济史实，以《史记·平准书》为其先驱，而《汉书·食货志》继承其重视经济的传统，内容更为充实。
作者简况《汉书》作者班固（公元32～92），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曾任兰台令史，负责掌管皇家图籍，典校秘书。班固与其父班彪（公元3～54），同是著名史学家，建武三十年（公元54），班彪去世，班固在其父遗著《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开始撰写《汉书》。经过他潜精积思20余年，直到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才基本上完成了这部纪传体的断代史。
食、货概念在《汉书·食货志》里，班固对“食”与“货”这两个概念，做了明确的解释：“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可见，“食”是指农业生产，“货”是指农家副业布帛的生产及货币流通。班固把食货辟为专志来进行研究，说明他对经济工作的重视。
《汉书·食货志》通过对西汉社会经济状况的考察，以“理民之道，地著为本”的思想，对西汉所施行的财政经济措施及其得失作了探讨，在如何做到“足食、安民”的问题上，提出了看法。
《食货志》上篇概括了先秦各家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如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丘的“先富后教”，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商鞅的“急耕战之赏”等，继而叙述了战国以后直到西汉的农业经济状况。针对汉初的经济凋蔽现象，记述了汉高祖乃至文、景、武、昭各帝，为改变这种局面，积极采纳了贾谊的“积蓄”、晁错的“贵粟”和耿寿昌的“常平仓”等建议，实行了旨在恢复农业经济的措施。书中记载了“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伍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作法，肯定了对农民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必要性，对由此产生的西汉经济繁荣局面大为赞扬，同时批判了西汉后期出现的“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及“天下虚耗，人多相食”的现象。特别揭露了新莽末年“枯旱霜蝗，饥馑荐臻”，造成百姓流离失所，饿死者十之七八的惨状。班固这种明确地阐述重食、足食在巩固封建统治中的作用，系统地评论西汉经济政策的得失，不讳言社会矛盾的态度，是十分可贵的，它为研究西汉时期农业经济方面的经验教训，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食货志》下篇叙述了自先秦至西汉统治时期货币演变的过程，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来说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的重要意义。书中列举了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管仲通轻重之权，周景王铸大钱，以及秦时通行黄金，铜钱上、下二币的情况。至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引起物价腾贵。继而，孝文帝铸四铢钱，造成私铸泛滥，致使“吴、邓钱布天下”。武帝时富商大贾财累千万，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钱益多而轻，于是造上林三官钱，以图稳定物价。迨至王莽摄政、称帝，变法制，更铸造大钱，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并屡次改变币制，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的局面。班固通过总结西汉王朝的治乱，说明货币流通在稳定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货币之所以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必须本身价值稳定，由国家掌握其发行，管理其流通。也就是说，国家要掌握货币收放之权，使之调剂得当。这样，才能使物价稳定，使“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但是，自西汉以来，由于伪造严重，货币不稳，统治者为了平抑物价，安定民心，遂进行了不少的经济改革。该篇还详述了桑弘羊的煮盐、冶铁、酒榷、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分析了这些经济政策的成败原因和利弊所在，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治理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对后世的影响《汉书·食货志》为后代修史树立了一个典范。在中国二十五史中，继《汉书》之后，《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旧元史》、《新元史》、《明史》，以及《清史稿》中，均仿《汉书》而专辟《食货志》，且篇章增多，以反映历代农业生产、副业生产及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其中《宋史》、《明史》中的《食货志》尤为详尽，子目多至20余种，分别记述田制、户口、赋役、仓库、漕运、盐法、杂税、钱法、矿冶、市籴、会计（国家预算）等制度。另外，唐杜佑所撰《通典》，也首列“食货”，专门论述上溯唐虞、下迄唐天宝间的经济问题。元马端临（约1254～1323）的《文献通考》，全书二十四考，有关经济方面的资料就占 1/3，即：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考、市考、土贡考、国用考，也是以《汉书·食货志》为范本，将食货问题扩大为八考来进行阐述的。这些表明了《汉书》专辟《食货志》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