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早在200多年前，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1776年）中提出了被称之为“看不见的手”原理，颂扬以利己为动机的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该制度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自此以后，论证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成为西方微观经济学论证的主要目标。经过数代人的努力，西方微观经济学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以利己为行为动机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将会导致（帕累托意义下的）最优。这就是说，如果每个消费者都为了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每个生产者都追求最大利润，那么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他们不仅能做到，而且还会不自觉地使社会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
然而，现实经济中的一些情况可能与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型完全不一样。如果现实经济无法达到完全竞争经济所要求的条件，结果还会是帕累托最优吗？
西方学者承认，存在着诸如垄断、外在性、公共物品等若干导致失灵的因素。但他们又声称，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适当的微观经济政策可以修正市场失灵的不足之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写道：“现实中存在着许多情况，使市场达不到完全竞争的状态。其中三种最重要的是不完全竞争，如垄断，外部效应，如污染，以及公共物品，如国防和公路。在每一种情况下，市场失灵都会导致生产或消费缺乏效率，而政府则可以起到医治疾病的有用作用。”言下之意不外乎是，国家对微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可以弥补现实经济和完全竞争模型的假设条件之间的差距，因而能使经济达到或接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
然而，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次优理论”（TheoryofSecondBest）却证明，在不能全部满足完全竞争模型所要求的假设条件的情况下，即使微观经济政策成功地弥补了现实和假设条件之间的差异，那么政策的执行仍然不能保证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