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近年来，一大批才学横溢的科学家、艺术家等都在50岁上下猝然去世，不少知识精英在事业如日中天时突然撒手人寰。如今，英年早逝，已是笼罩在四五十岁中年人头上的阴霾。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压力大；许多人往往身兼数职，而长期超负荷工作，事事倾力而为，连轴转带来的体力透支，常常导致溘然而逝，甚至连遗言都未及留下。有鉴于此，笔者撰写了本文，以促猛省。
（一）
人们都知道，养生之目的无非是为了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然而对待“寿”，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日本兼好法师曾道：“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五·四”运动时，被誉为新文化运动健将的钱玄同，更有惊世骇俗之言，鼓吹什么：“年过四十，最好杀头”云云。然而他却坚持活到53岁才去世。从养生学出发，笔者非常赞同现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之言：“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直到其96岁高龄临终前3个月，还以“天人合一”这一传统文化“专一玩味”，由于最终“澈悟”而感到“快慰”。这位终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泰斗，与那些把中国传统文化说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作了坚决的斗争。他认为，现代化应是自身传统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现代化，“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见《钱穆评传》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钱穆生逢乱世，流徙动荡，却能自励自强，在“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中，从一个没读过大学的乡间教师，而步入藏龙卧虎的北京大学执教，先后著书75部，累计达1600万言，诚可谓现代学术界一奇人。说起钱穆的“延寿情结”，缘起于他家的“三世不寿”。钱氏的祖父37岁辞世，其父则41岁，其长兄乃40岁。家中“三世不寿”，无疑会在钱穆的心里投下阴影，加上他本人先前也是体弱多病（17岁时，患伤寒病几乎死去），所以勤奋读书的他不能不注重“年寿”之事。他有幸读到《钱大昕年谱》，得知此翁中年时体质极差，后知养生而转健，并享高寿而治学有成，遂深受鼓舞。于是，在生活中重视起居有常及勤习健身之道。1918年，是24岁的钱穆读书与静坐最勤奋的一年。每天下午4点他必在寝室静坐，并由此体悟到人生最大学问在于能虚此心，心虚才能静，才能排除心中杂念，才能专心致志攻读和思考问题。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爱好大自然的钱穆，遍游近郊名胜，还曾4次远游大江南北。他自称：“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在心境上“拿得起放得下，洒脱自在，不为物所累”的钱穆，深明阴阳、动静之道，故而每每起床后，便做眼保健操，打太极拳，散步。他还喜种盆景，下围棋，唱京剧，钱氏弟子称乃师是“很懂得生活之人”。钱穆的一生，可用一个“勤”字去概括，即：勤读书、勤健身、勤教学、勤著书。曾国藩在给儿女的遗嘱中写有：“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亲弃”。信然!
（二）
笔者第一次听到“马一浮”之名，是在已故友人、书画家傅周海处（近代著名书法大家马一浮先生是他的启蒙书法老师）。后读《马一浮评传》，始知马氏于佛、道、儒，文、史、哲无所不精，博综百家，如海纳百川。其生平交游如谢无量、熊十力、梁漱溟、李叔同、苏曼珠、夏丐尊、朱光潜等，皆一时名流。而夏承焘、丰子恺等则以后学晚辈自居。广洽法师曾云：“弘一大师（李叔同）在俗时，虽年长马先生二岁，却经常登门求教，终于赖马先生之接引，悟道出家”。
马一浮的身体从青年时代开始，由于攻读劳累而经常生病，但他懂得医道，曾言：“吾虽知医，不轻为人处方。尝谓医生不可为，良医治未病，其次治初病。病久而重，治之甚难”（友人谢无量有一次患头痛病，多方求医无效。马氏为他望舌、切脉后，道是“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似宜滋水涵木，则风自息”。他处方十味，服数剂后，谢氏之病渐愈。20世纪30年代，浙江名医陆无病、王邈达等，碰到医学上的疑难问题，皆请马氏为之论定）。他还说：“道家讲修炼，对延年益寿确有好处，但终不能长生不死”。他在与病魔抗争中得出了《养生四诀》，云：“食要少：甘淡薄，远厚味，随分有节，不贪不过，此为却病之要。睡要早：以时宴息，身心轻安，不昏不昧，不杂不扰，此为养气之要。心要好：常存爱人，不起恚，与物无忤，自保太和，此为调心之要。事要了：了有二义，一、了达义，谓洞达人情，因物付物，无有滞碍。二、了当义，谓敏于作务，事至立办，无有废顿，此治事之要”。马一浮一生有三好：一好读书，二好友朋，三好山水。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一般都早睡早起，起床后即盘坐入静炼养，尔后略进早点。他认为：“天下最近者，莫近于自己身心。今入只知向外驰求，徇物忘己”。这是很可悲的!抗战时期，因战事带来的困苦和惊扰自不待言，但身为哲人的马一浮却能以常待变，真正做到了“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丰子恺曾在文中追忆了当时的情景，他写道：“我每次从马氏门中出来，似乎吸了一次新鲜空气，可以继续数天的清醒与健康”。数十年后，丰子恺也能处变不惊，临难而安了。十年浩劫中，他把坐“牛棚”看作参禅，把“批斗”看作演戏，把夜晚过黄浦江去“游斗”，看作是“浦江夜游”。回到“牛棚”，依旧吟诗诵词，谈笑自若。丰子恺享年77岁，而“佛学大师”、“一代儒宗”、“国学大家”、“爱国诗人”的马一浮享年85岁。如果不是“文革”，二人的年寿当更长些。
（三）
陈撄宁，道号圆顿子。为近现代道教史上造诣高、影响大的学者，道教界高功易心莹、乔清正、杨祥富、蒋宗翰等待陈氏以师礼，中医界也重其医德医术而称颂求教。陈氏乃龙门第19代居士，虽未正式受戒入教，但毕生殚精于道教及养生学研究，成就颇著（可参阅李养正撰写的《论陈撄宁及所倡仙学》）。陈撄宁自幼受家教苦读古籍，少年即具坚实儒学功底。但由于其体质虚弱，加之学习用功太过，少年即患童子痨，为自救遂停学而改习中医。后偶在医书上看到仙学修炼法，初试无效，坚持练下去渐有起色，生命得以保全，从此走上研究仙学养生的道路。民国初年，陈氏在上海白云观攻读《道藏》，从32岁到35岁，连续3年终将该书从头至尾看过一遍，他是近现代以来唯一看遍《道藏》全本的学者。故而陈氏知道，该书的确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养生学资料。36岁至55岁期间，陈氏一面阅读养生诸书，一面大量涉猎文史哲及医佛典籍，借以修心养性。除了静阅外，他还动游，曾出访庐山、北京西山及苏浙皖三省名胜。他还将自己从《道藏》中研究出来的高深修炼法推向社会，为民众谋福。陈氏青年时期，喜看各种科学书籍，曾随其兄学习物理、化学、数学等，又研读中医理论，精于医术，所以他具有近代科学的头脑和眼光。陈氏认为，道教的优良传统应以老子为代表，“从整体宇宙观出发，然后将自然之道、治国之道、修身之道三者都归纳于一个共同的自然规律中”。陈氏还告诫说：“吾人今日谈及道教，必须远溯黄老，兼综百家，确认道教为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寄托，切不可妄自菲薄，毁我珠玉，而夸人瓦砾”。按佛教净土宗旨，学佛以求生西方，陈氏则表示“西方虽然好，但我不愿去”。因为“我们既生为中国人，没有将自己的国家改善完善，徒然羡慕外国世界，想抛弃本国往外国跑，试问成何体面?”（《答复北平学院胡同钱道极先生》）。显然，这个“西方”乃指欧美世界。陈氏的学问经历了由儒而道，由道而佛、由佛而仙的过程。陈氏倡导的仙学，虽讲性命相依，但更以命为重。他认为命如灯之放光，灯油是命，灯光则是性；离命而见性犹如有灯而无油，无油之灯又如何能放光?陈氏不赞成出家修道，而主张夫妻双修双证，这符合阴阳互补的原理，又能为一般人所接受。由于精通养生之道，陈氏年逾八十仍耳聪目明，步履矫健，享年89岁，如非“文革”大难，则可超越期颐之年。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亚洲大趋势》一书中有一段话：“西方人正在从东方‘进口’思维方式和传统观念。他们身体力行东方精神的热情是前所未有的。瑜伽和中医占去了50岁左右家庭妇女的多半精力。中国针灸和日本按摩诊所在美国任何一个主要城市都随处可见。过去怀疑针灸和按摩的人，已被其神奇的治疗效果所折服。……公园里80岁的东方人和30岁的西方人一起打着太极拳。‘进口’的范围还远不止这些。真正的东方迷们已经进入东方智慧的第二层次，他们兴致勃勃地……研究道家的打坐，更别提那已有四千年历史的内功修炼方法——气功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经济交融之时，世界将会更加生机勃勃”。奈斯比特还说：“东方崛起的最大意义是孕育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它要引导西方一起迈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二十一世纪”。现在，不少有远见的西方人士都在尽力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提出“西方的病，东方的药来医”，形成了“东学西渐”的新态势。而笔者要说的是，东西东西，“东”与“西”结合，才成为“东西”，否则就不是“东西”!
面对今天这个纷繁的世界，人们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英年早逝的现象应高度重视。提高生活质量，追求更长年寿，构建和谐社会，应是人们的主流养生观念。在倡导养生益寿的过程中，我们尤要重视东方文化，从传统养生理念中汲取精华，为我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