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Wang Chong
王充（公元27年—约公元97年），字仲任，出生于会稽上虞（今属浙江绍兴）。东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出身“细族孤门”，自小聪慧好学，博览群书，擅长辩论。后来离乡到京师洛阳就读于太学，师从班彪。常游洛阳市肆读书，勤学强记，过目成诵，博览百家。为人不贪富贵，不慕高官。曾做过郡功曹、州从事等小官，因政治主张与上司不合而受贬黜。后罢官还家，专意著述。晚年，汉章帝下诏派遣公车征召，不就。汉和帝永元年间，卒于家中。王充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发展者。其思想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为立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以“气”为核心范畴，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并以事实验证言论，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其思想虽属于道家却与先秦的老庄思想有严格的区别，虽是汉代道家思想的主张者但却与汉初王朝所标榜的“黄老之学”以及西汉末叶民间流行的道教均不同。王充的代表作品《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分析万物的异同，解释人们的疑惑，是中国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思想著作。
资料一
中国东汉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
生平和著作王充少年时游洛阳太学，曾师事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官至县功曹、郡五官功曹、州从事转治中等。因与当权者不合，免官家居。后经他人推荐，汉章帝特诏公车征，因病未行。晚年生活潦倒，贫无供养。
王充的著作，据《论衡·自纪篇》说：“疾俗情，曾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作《论衡》之书；晚年还有《养性》书十六篇，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上述四部书，今仅存《论衡》，其他均佚。
王充所处的时代自然科学和神学相互交织、对立。他的哲学是对流行于汉代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之学的批判和否定，同时也是对扬雄、桓谭等人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继承和发展。
天道观和无神论王充以“元气”为始基，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用天地表示整个宇宙自然界，将天还原为自然之天，认为“夫天者，体也，与地同”，“天地，含气之自然”。指出天地之间充满元气，由元气产生万物。而这一产生过程是自然无为的过程。他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自生”指自然而然地生成，在万物背后没有一个指使它们生成变化的主宰。他认为“夫天不能故生人，则其生万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矣”。王充发挥了黄老自然无为的思想，强调元气自然，否定“天人感应”。他说：“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对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王充明确指出，物质（形体）先于精神，精神是由物质派生的，人的精神不能离开形体单独存在。他比喻说：“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他断然否定灵魂不灭，否定人死为鬼，认为人和万物都是由元气构成的。他说：“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又说：“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指出人与物的不同，在于人有精神智慧。精神是人体内“精气”发生作用，精气依赖人的血脉，又称“血气”。他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能为精气者，血脉也。”精神依附于人的生理结构，人死生理结构遭到破坏，精神也就散失了。他说：“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王充否定鬼神，以唯物主义无神论为武器，对谶纬神学种种荒诞不经之说展开了批判。
当时谶纬神学为了宣传君权神授，神化所谓受命天子，编造了种种荒诞的谣言，王充一一据理驳斥。谶纬迷信还编造祥瑞说，为加强君权统治制造舆论。王充指出，所谓瑞应完全违反天道自然无为的原则。他认为，有时瑞物出现，只是一种巧合。“文王当兴，赤雀适来；鱼跃鸟飞，武王偶见，非天使雀至白鱼来也”。王充还用天道自然无为驳斥“谴告”说，指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也，非自然也。”他认为灾异现象是自然界自身的变化引起的，与社会政治好坏无关。谴告说是仿照人事编造出来的。它的流行，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灾异时至，则造谴告之言矣”。对当时流行的雩祭、祭祀、卜筮、巫祝、相宅、风水、墓葬、择日等等世俗迷信，王充也都进行了锋利的批判。
认识论在认识论上，王充提出“实知”“效验”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效验”即实际效果。王充认为实效、事实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他“疾虚妄”，驳斥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和谶纬迷信，即用“何以效之”、“何以验之”来考论虚实。他说：“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王充还注重实验，针对当时神学迷信宣传雷为天怒的说法，他用五种事实和实验，证明雷是火，不是天怒，揭穿了神学编造的谎言。
王充重视效验，但认为认识不能停留在感觉经验阶段。他批评墨子经验论的局限性时说：“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以心原物”就是要用理性思维去辨别、校正感性经验，将感性经验加以深化、提高。王充敢于怀疑圣贤。他写《问孔》、《刺孟》等篇，指出孔子是人不是神，圣贤的言行也不都是正确的。他从《论语》等书中摘出孔子言论及行事十多条，揭露其矛盾。他对孟子的天命思想给予严厉的抨击，指出孟子关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及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而谁”的说法是在宣扬“天故生圣人”的迷信，经不起历史事实的验证。
历史进化观在历史观上，王充反对崇古非今，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指出“汉高于周”，后起的朝代较之已往的朝代总是后来居上。他驳斥当时流行的“上世之人质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难治”的崇古非今论调，认为这是美化古代的落后状况，菲薄后世的进步文明。他说：“彼见上世之民饮血茹毛，无五谷之食；后世穿地为井，耕土种谷，饮井食粟，有水火之调。又见上古岩居穴处，衣禽兽之皮，后世易以宫室，有布帛之饰。则谓上世质朴，下世文薄矣。”王充观察到历史的治乱与人民经济生活之间的联系，他引用《管子》“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说：“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他注重从人民经济生活出发论证道德兴废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
人性论在人性论上，王充主张性有善有恶，认为善恶与人的禀性受气有关，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但他又强调后天环境教育对人“性行”的决定作用。指出习恶为恶，习善为善，人性可以通过教育而改变。他说：“夫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材成德也。”这种思想与他在认识论上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一致。
伦理思想王充从朴素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提出了与董仲舒伦理思想对立的道德学说。他继承了春秋时期管仲的伦理思想，强调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对于社会道德状况的制约作用，提出“礼义之行，在谷足也”的重要命题，否定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道德论。由此出发，他还批判孔子“去食存信”的主张，认为人民有了温饱，“虽不欲信，信自生矣”。
王充重视功利，同时也肯定道德的社会作用。他说：“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治国必须养德、养力，以德为主。他充分肯定后天的环境教育在改造人性中的作用，认为“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为了批判福善祸淫的神学说教，王充提出了命定论，认为人生的贵贱祸福与神无关，也与个人的操行无关，而取决于“命”，由在母体中秉受自然元气的厚薄所定。王充的命定论作为神学目的论的对立面，反映了寒门庶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具有反对神学道德和豪强贵族的积极意义。但它教人听天由命，“幽居俟时”却是消极的。
逻辑思想王充是先秦以后对中国古代逻辑有过较大贡献的思想家之一，他较全面地阐述了论证问题。他否定有“神怪之知”，肯定推类之知。所谓推类，是根据事物之间类的相同、相似和相异进行的推论。在王充看来，对未来之知都是通过推类得到的，这种推类的能力任何人都有。他说圣人所以能预先知祸福是靠“推类”，普通妇人预见未来也是靠“推类”。他明确提出并阐明了“论证”的概念，指出：“事莫明于有效，论莫明于有证”。在他看来，无证验的言论都是虚妄的，虽然文辞优美华丽，人们也不会相信它是真的；有效验的言论，尽管初听起来像是奇谈怪论，但到最后人们总会承认它是对的。他在《论衡》一书中，经常是先提出一个论题，紧接着用“何以效之”、“何之明之”、“何以验之”等一类话承上启下，进而转入“引证定论”的具体过程。在论证终了之后，他还往往加上“审矣”、“验矣”、“明矣”等字样。
在论证方法上，王充比较注重用具体事实作效验。他著《论衡》就是为了确立真理和批驳谬误，“立真伪之平”。在论证中，他提出了一些带有规则性质的思想：
（1）切忌“失之所对”，转移论题。如他在《论衡·刺孟》中举了孟子与梁惠王的一段对话。梁惠王问孟子：“将何以利吾国乎？”孟子说:“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对此，王充认为，“利”本来有两个含义，即货财之利和安吉之利，孟子未弄清惠王说的是哪种利，就轻率地责难惠王图货财之利，是不对的。如果惠王问的是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货财之利，便是“失对上之指，违道理之实也”。
（2）不能“首尾相违”，自相矛盾。他在《问孔篇》中举出孔子等大量自语相违和言行相违的事例，指出上下相违，前后相伐，“不能皆是”。在《薄葬篇》中，他也指出墨子主张薄葬，又主张有鬼，是“术用乖错，首尾相违，故以为非”。
（3）要明言显文。他认为，论证时言不须繁，事不须多，关键是明白、清楚，做到“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
历史地位王充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以气一元论的理论，对古代哲学中天人关系、形神关系问题作出了新的回答；在认识论、历史观方面的探索，为后起的哲学开拓了思路；对谶纬神学和天人感应论的尖锐批判，推动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发展。他有时把“天”、“气”实物化，比作“玉石之类”、“云烟之属”，具有朴素性和直观性；当他用元气直接说明社会现象时，更显露出局限性，他不了解造成人们等级差别的社会原因，认为“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甚至还用骨相解释人的富贵贫贱；他一方面强调“汉高于周”，宣传历史进化的观点，同时又认为“万物之生，俱得一气。气之薄渥，万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陷入了历史循环论。
王充对谶纬神学的批判，对儒家正统思想的挑战，使他的学说在封建社会屡遭排斥。他死后许多著作散失，直到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蔡邕入吴得《论衡》，王充才开始受到社会重视。在后来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他的思想经常遭到攻击。然而王充的思想一直受到进步思想家的推崇，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章炳麟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王充“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瑞，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
资料二
东汉著名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生于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卒于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出身“细族孤门”，早年到京师洛阳太学受业，师事班彪。常游市肆，阅览所卖书，博通百家之言。后归家乡教书，先后任县、郡功曹、州从事和治中等职。辞官还家后，其友谢夷吾曾上书推荐他的才学，汉章帝特诏公车征辟，因病不行。他晚年虽生活潦倒，但仍撰写《养性书》十六篇，现已散佚。所撰《论衡》是一部富有新见的哲学著作，历来著录为八十五篇，今传世各本，《招致篇》均有目无文，实存八十四篇。王充在《论衡》中提出了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物质性的“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其属性“自然”、“无为”。他否定了董仲舒以来把天说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认为天有意识地创造了自然界万物的理论。从无神论出发，王充区别天道和人事，批判了汉代统治者宣传的“君权神授”和谶纬、符瑞、灾异、祭祀、卜筮、禁忌、鬼神等迷信思想，他认为帝王也是人生的，不是天神的后代。所谓符瑞，都是“和气”产生的“常有之物”，并非天神有意安排。帝王的主观感情不能影响天地的变化，自然灾异不是天神有意用以谴告帝王的。他否认灵魂不灭，人死为鬼。认为人死则血脉枯竭，精气灭绝，形体腐朽，变成灰土，不会成为鬼。在认识论上，王充重视感觉经验，认为人要获得知识，须依靠耳闻目见，“生而知之”和“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事情是没有的。同时他也重视理性思维，主张独立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他认为为了探求知识，质问和驳斥孔子，也不“伤于义”，“逆于理”。王充的这些观点与传统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传统的尊孔观念有所不同，其著述在东汉末期以后产生较大影响。由于当时生产条件和科学水平的限制，王充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也作了不少错误的解释。他无法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不得不用宿命论来说明人间富贵贫贱的现象，认为“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等。这是王充思想的重大局限性。
资料三
中国汉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生于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出身于“细族孤门”。自幼好学，青年时到京师太学读书，受业于著名的儒学大师班彪。王充曾任郡功曹、治中等官，由于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不久弃官回乡，居家教授， 致力著述。晚年生活十分困苦， 据《后汉书》载，永元中（约公元97）病死，终年70岁左右。
王充目击当时在方士仙术，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灾异迷信思想影响下，书传记载夸张失实，经典注疏杂入谶纬；伪书充斥，学术驳杂，使儒学神化，以致是非不清，黑白颠倒，他奋起冲破旧传统，对世人所共同奉守不渝的五经进行一番虚实是非之辨。于是作《论衡》，对虚妄不实之言加以评论。
王充以博通古今，广采众家的治学精神，撰写了很多著作，但保留下来的只有《论衡》一书，现存30卷84篇（原85篇，缺《招致》篇）。《论衡》继承了前代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传统，吸收了儒家、法家、墨家、道家思想和自然科学成果，是一部涉及范围非常广泛，论述新颖的哲学政论名著。
在王充的教育思想中，他从人性可以改变的观点出发， 认为一般人“在化不在性”，“在于教， 不独在性”。他以染丝为例，说明在不同的环境和教育下可以改变人的善恶品质。他说，婴儿“本无争夺之心”，但长大以后，接受“利色”思想的影响，逐渐产生了“争夺之心”；同样，婴儿也“无推让之心”，长大以后，由于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也可以养成“推让之心”。他在《率性》篇中，提出“教训之功”，“渐渍之力”。他认为，人的知识、才能、道德品质都是在教育和环境的影响下形成和改变的。
王充否认“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观点，强调学以求知。他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他认为学习过程，首先要通过感觉器官接触外界事物，“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也”。但仅凭耳目等感官的感知，还会产生真伪、虚实不分的假象，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所以还必须“铨订于内”，“以心意议”，即经过思维功夫，才能做到：“订其真伪，辨其实虚”，达到理性认识。为了证明知识是否正确，还要以“效验”与“有证”去检验知识的可靠性。这样就形成了：“目见口问”──“以心意议”──“效验有证”的认识公式，构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教学论基础。
王充针对当时颂古非今的思潮，明确提出，古今无异，今优于古。他指斥“好褒古而毁今”的世俗之见，认为知古不知今就如同瞎子一样。他重视现实，主张在学习上不必拘泥于师法和古义。他卑视那些“尊古卑今”的儒生，认为这种人“少所见而多所闻”，只相信过去，而忽略当今，只知道死守经书，不知道分析、辨难，因此常常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汉代自武帝以后，儒者讲经注经，五经各有其传，师法所承，分经分家，各习专门之法树立门槛，并以此猎取功名利禄，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和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王充冲破流俗， 提倡求真求实， 打破师法家法门户之见， 探索经书的本义。他指出， 当时儒者讲说五经错误很多，前代儒生不了解事情的本末，“空生虚说”，后代儒生又盲目迷信师教，所以就“随旧述故，滑习词语”，只知遵守师法家法，“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虽然注经千篇，也不会有创见卓识。王充不盲目相信一家之言，“好博览而不守章句”，提倡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破除偶像。他说:“苟有不晓解之问，迢难孔子，何伤于义？ 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在儒术独尊，孔学神化的情况下，他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羁绊，坚持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对启发独立思考，发扬人的创造精神是有重要意义的。
资料四
东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出身“细族孤门”，自小聪慧好学。8岁时“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后来离乡到京师洛阳就读于太学，从师著名学者班彪。家贫，常游洛阳市肆读书。勤学强记，过目成诵，博览百家之书。同郡谢夷吾曾赞扬他的才学“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后汉书》注引谢承《后汉书》)。他为人不贪富贵，不慕高官。曾作过郡功曹、州从事等几任小官，因政治主张与上司不合而受贬黜。后罢官还家，专意著述。晚年，汉章帝下诏公车征召，王充不就。和帝永元中，病逝于家中。
王充的著作今存《论衡》85篇（其中《招致》一篇亡佚）。另有《政务》、《讥俗》、《备乏》、《禁酒》、《养性》等，均已失传。
王充在《论衡》中深刻地批判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谶纬迷信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性的“气”所组成；人“死而精气灭”，灵魂不能离开肉体而存在；天不是有意志的神，它不能主宰社会人事，否定了“灾异”、“祥瑞”等荒诞不经之说，给予唯心主义神学以有力的打击。王充从这个唯物主义思想基础出发，论述了关于文章写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进步的观点，对后世文学批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针对当时文章写作方面所存在的内容虚妄荒诞、追求词藻华靡和复古模拟等问题，王充强调“真”是“美”的基础，不真实的作品只有“虚美”而没有“真美”，认为“美”和“善”是密切联系的，“美善不空”，不善的作品也就不美。在这种美学观的指导下，他的文学批评中表现了如下一些重要思想：
（1）主张文章的内容必须真实，反对描写虚妄的迷信内容。
王充指出，当时“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他之所以写《论衡》，正是有感于“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论衡》的基本内容就是要“疾虚妄”。王充特别称赞桓谭的《新论》，即是因为它“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超奇》）。他主张文章内容必须绝对真实，这一点对后来强调文学必须写实的批评家们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②王充认为文章必须有补于世用，能够起到积极的社会教育作用。他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而所谓“世用”的具体内容即是要能够劝善惩恶。他说：“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佚文》）王充说古代贤圣之人之所以作文，都不是无目的妄作，而是“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对作》），强调文学创作必须要对社会的政治、道德、风尚起积极的推进作用。而这种劝善惩恶、有补世用的作用，又和是否具有真实的内容密切相关。
（3）强调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做到外内表里完全一致，既有翔实的内容，又有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坚决反对徒有美丽之观而无切实内容的“华伪”之作。他说：“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超奇》）文词只是实情的一种表现形式。他重视内容的主导作用，坚持形式为内容服务，从这个角度出发，王充对汉赋的形式主义倾向作了尖锐的批判。在《谴告》中王充指出了司马相如、扬雄的赋颂“欲讽反劝”的事实，认为他们的作品文辞宏丽、意趣深博，“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无补于世用，“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定贤》），也不能算是好作品。
（4）注重独创精神，反对模拟因袭。汉代由于儒家思想处在“定于一尊”的统治地位，文人都尊奉孔子，“述而不作”，章句之学盛行，模拟因袭的风气十分严重。王充一反这种时俗风气，重“作”不重“述”。在《佚文》篇中，他说文人之文共有五种，而其中以“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的“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在《超奇》篇中，他把文人分为五类，最有才能的是“鸿儒”，其特点是“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坚决反对那种“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的因袭之作。他指出孔子作《春秋》之所以高越，正是因为他不拘泥于鲁国史学著作，而能做到“眇思自出于胸中”。王充认为模拟因袭风气的盛行，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好古而贱今。他在《齐世》、《案书》等篇中指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是愈来愈进步的，因此，“尊古卑今”、“贱所见，贵所闻”（《齐世》）是毫无道理的。衡量文学作品优劣，应以“真伪”、“善恶”为标准，而不应以古今为依据。复古模拟的结果只能是倒退，而不是前进。王充的这种文学进化观对六朝的葛洪、刘勰等都有明显的影响。
（5）提倡文章语言的口语化，反对古奥艰涩的文风。王充认为书面语言和口语应当是一致的。他说古人文章中的语言之所以难懂，是因为“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自纪》），因此他自己写《论衡》就要求做到“形露易观”。“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他认为：“文由语也”，“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自纪》)为此，他对汉赋的语言作了严厉的批评:“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自纪》）
王充的文学思想中也有明显的弱点，他所讲的是广义的文章，包括了所有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在内，然而他又没有把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的不同特征加以区别。他用对学术著作的要求来要求文学作品，所以也产生了一些流弊。他强调真实，只是事实的真实，因此把艺术创作所必须的虚构和夸张描写也都否定了。例如他在《书虚》篇中所批判的那些虚妄不实的具体事例，有不少都是一种夸张说法，而并非荒诞不经的迷信内容。他虽然正确地肯定了经书上的夸张描写，并对它们作了很好的分析，但是对除经书以外的一切著作中的夸张描写都加以否定了。至于虚构，在他看来自然更不能允许了。此外，王充在批判形式主义倾向、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时，也表现出忽视艺术性的缺点。他说：“夫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丰草多华英，茂林多枯枝。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自纪》）这种看法也是有片面性的。
《论衡》通行本有《汉魏丛书》本、《四部丛刊》影印明通津草堂本，近人刘盻遂有《论衡集解》。
资料五
中国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无神论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卒于和帝永元中期。青年时曾赴京师太学拜班彪为师。后在县、州任过功曹和从事等职。他博学多才。因对当时的社会恶习和纖纬迷信持不妥协的态度，其建议常不被采纳，遂辞官归里，潜心著述。
王充继承荀子、桓谭等人的进步思想，总结和吸取汉代的自然科学成果，著述中涉及到比较广泛的心理学问题。他认为天地间的万物是由自然界的“气”自然而然生成的，万物之中“含血之类”的动物都有感知能力，唯人“有智慧”居“倮虫”之长，是天地间最“为贵”的(《论衡·别通》)。人的心理必须以形体为基础，人“未死，精神依倚形体”，“己死，形体坏烂，精神消亡”。“五藏不伤，则人智慧；五藏有病，则人荒忽”(《论死》)。他以充分的事理驳斥了“人死为鬼”的谬说，指出“无体独知之精”是不存在的。
他提出人的认识是从感知到思维的过程。感知是基础，“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实知》）。指出听觉及温度觉与空气传导及外物远近距离有关：“人坐楼台之上，察地之蝼蚁尚不见其体”，听数万里之语，怎能闻其声，“声音孔（空）气不能达也。”（《变虚》）“近水则寒，近火则温，远之渐微，何则？气之所加，远近有差也。”（《寒温》）描绘了远近距离影响人对物体运动速度感知的现象:同样航行的船只，“近岸则行疾，远岸则行迟”，何故?“远近之视，使之然也。”(《说日》)感觉受外物明暗对比影响的现象:“昼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则是有无“光耀灭之”的缘故(同上)。他还指出:“耳目同力”，对事物的感知就更全面。但感觉也有“虚象”和局限性，“目不能见百里”，“不近耳则人不闻”，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意即感知必须与思维结合起来。他认为人的思维是靠“心”来“思”、“谋”的，提出以“揆端推类，原始见终”、“案兆察迹，推原事类”等归纳和演绎推理的形式，去把握事物的实质和规律性，并以“效验”作为思维正确性的标准（《实知》）。
他提出人有先天和后天形成的“欲”，并重视伦理道德对欲的约束，“顺情从欲，与鸟兽同”，“利欲不存于心，则视爵禄犹粪土”(《韩非》)。“情”是“欲”能否得到满足的表现。“情”对形体也有反作用，“不愁则身体不臞”，“忧世念人，身体羸恶”(《语增》)。他总结出人的技巧是后天“目见之，日为之，手狎也”的结果（《程材》）。他承认人的智力有“幼成早就”者，认为这些“早成”的儿童，主要是由于后天及时“受纳人言”、“家问室学”和“多闻见”所致。他强调学以致用，如说：“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超奇》)在人性论上，他主张“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率性》）。特别强调后天的环境和教育对人性的改造作用。
王充著有《讥俗》、《政务》、《论衡》和《养性》等书。留传下来的只有《论衡》一书，共30卷，85篇，其中的《招致》仅存篇目，实存84篇。他的心理学思想就散见于《论衡》诸篇之中，而以《率性》、《本性》、《说日》、《论死》、《实知》、《知实》等篇最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