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Meng Ke
中国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邹(今山东省邹县)人。其生卒年月无可详考，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27），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他曾受业于子思（孔伋）的门人，是孔丘的几传弟子。
资料一
孟轲发展了孔子的“礼治”和“德政”思想，提倡“王道”，主张“仁政”，并以此到齐、 梁、鲁、 邹、宋、滕等国游说诸侯，想推行他的主张。但当时是诸侯争霸，“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 虞、 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晚年回到故乡，即专心从事教育活动。他的著名弟子有万章、公孙丑、乐正子、公都子等。
孟轲所说的“王道”，是“以德行仁”。孟轲认为：“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公孙丑上》）。就是说，以“仁政”统一天下，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他认为实行“仁政”，首先要争取“民心”，统治者应以“仁爱之心”去对待民众。他还提出要重视民众，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但他同时却又十分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地位之不可改变，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
孟轲的性善论是他“仁政”学说的基础，也是他教育理论的根据。他认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人生来就具有“善端”，也就是有为善的倾向。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这些“善端”是天赋的，为心中固有的，“仁、 义、 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因此，又叫“良知”、“良能”。
孟轲认为人的本性虽然具有仁、义、礼、智的“善端”，但还必须通过教育，加强道德修养，尽量去扩充和发展这些“善端”。他主张只要人们不断地探索内心的“善端”，就会通过对人性的了解而达到对天命的认识。
孟轲关于教育作用与目的的主张孟轲对教育的作用，最强调的是内心的道德修养；但他同时也不否认后天环境对人性的影响。他认为后天的环境可以改变先天的心性，后天的恶习，可以使人丧失善性。孟轲认为教育的作用比政治的作用更有效果。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为了争取民心，他提出要注意培养“明人伦”的君子或大丈夫。他说：“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孟轲提出的君子是指能够实行 “仁政”和 “王道”的人，是能够“居仁由义”的人，并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
孟轲的道德教育思想孟轲在道德教育方面，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原则，注意道德理想的培养和道德意志的锻炼；但他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建立了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道德教育方法。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对二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轲的道德教育， 首先重视树立道德的理想。 他反复强调“尚志”或“持志”，“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尽心上》）。又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告子上》)。其次，要注意保持先验的道德意识，即“存其心，养其性”(《尽心上》)，以培养道德自觉性。在存养的基础上，他更提出要把先验的“善端”加以扩充，发展道德品质。他曾说：“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踰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尽心下》）。
孟轲提出的道德教育原则和方法，可概括为以下各点：
（1）寡欲养气。孟轲主张节制私欲。他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寡欲是克制欲念，养气则是发扬善性。孟轲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所谓浩然之气是由道义积累而产生的，它是一种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力量；有了它就能理直气壮，敢于坚持自己的信仰，甚至具有为之献身的精神。
（2）反求诸己。实际上就是自我检察，自我反省。孟轲很重视这种修养手段。孟轲还把反求诸己说成“求放心”，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即通过思考，自觉地进行自我反省，把迷失了方向的善良的心寻找回来。
（3）改过迁善。孟轲认为人有过错就应改正，这样，才能获得人们的尊敬。他反对那种为自己的过错进行辩解的人。孟轲认为只是知改过还不够，还应该“好善”、“为善”和“与人为善”。“好善”就是赞扬、吸取别人的善言、善行。“为善”即自己去行善事。“与人为善”则是与别人共同为善，这是最好的德行。
（4）意志锻炼。孟轲认为有了坚定的意志，才可以养成浩然正气，才可以去恶从善。他指出，一个人要通过意志的锻炼才能有坚强的性格，才能担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
孟轲关于教学与学习的主张古代人对于教育、教学方法，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有时是同时并举或互相混同、互相包容。孟柯也如此，其主张大致如下： ①深造自得。孟轲认为学习的最高目的，是使知识达到“自得” 的境界。他认为一个人的知识达到 “自得”境界的时候，在处理和解决事物时，才能操持自如，左右逢源，默识心通。孟轲还认为，深造自得的途径，不仅要注重掌握广博的知识，而且还要注意“由博反约”。他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离娄下》）。
（2）专心有恒。孟轲反对那种三心二意和心不在焉的学习态度。他认为，是否专心，对学习的好坏关系极大。不仅要专心，还要坚持不懈，不能一曝十寒。他曾举掘井作譬喻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尽心上》）。
（3）循序渐进。孟轲说：“其进锐者其退速”（《尽心上》）。就是说，不可以冒进。他反对“揠苗助长”。他有一段很形象的话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茫茫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这种生动的譬喻，说明了循序渐进的必要性。
（4）重思存疑。重思是孟轲教学思想的特点，他轻视闻见之知。孟轲把耳目之官与心之官割裂开来，认为感官只能扰乱人们的认识，唯有依靠心之官的思维才能认识事物。他说：“耳目之官不思， 而蔽于物， 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 心之官则思， 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上》）这种片面重视思的观点是与孟轲的唯心主义思想有关，是违反认识规律的。但由于重视思，也基于他的读书实践，提出了“读书存疑”的主张，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上》）
（5）因材施教。孟轲曾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尽心上》）他认为，除了自暴自弃者外，对有心问学的人都可量材施教。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尽心上》)
-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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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汉·赵岐：《孟子注》宋·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
资料二
世称孟子，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曾受业于子思（孔丘之孙孔伋）的门人，是儒家中地位仅次于孔丘的代表。他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孔丘以“仁”为核心的“德治”思想，明确提出了“仁政”的概念和学说，以及作为这一学说理论根据的“性善论”。他的法律思想基本上就是为实行“仁政”服务的，着眼于缓和统治者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维护剥削阶级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以及新、老贵族的特权地位。现存《孟子》7篇，是研究孟轲思想最可靠的材料。
“仁政”
孟轲象孔丘一样，基本上维护“礼治”，坚持“亲亲”和“尊尊”原则，但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德治”上。他认为战国中期，人民憔悴于虐政，统治者要想得到人民的拥护，当务之急莫过于实行“省刑罚，薄税敛”的“仁政”，“以德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他的具体观点是：
（1）反对“杀人以梃”，强调“教以人伦”。孟轲认为统治者以虐政杀人，无异于“率兽食人”，统治者不应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应重视道德感化作用，教以人伦，使“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2）主张“富民”，反对“罔民”。为了得民心和使教化发挥作用，孟轲强调“推恩”于民，“薄其税敛”，使人民富裕起来。取消商业税、土地税、户口税和住宅税，只保留“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再加上“制民之产”，使农民每家最好能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孟轲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轲把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作为杜绝犯罪的首要条件，认为粮食多了，人民哪有不仁的呢？
君民、君臣
为了说明实行仁政的必要，孟轲在君民和君臣等关系上也提出了一些与礼、法不尽相符的新论点：
（1）“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轲对西周以来“重民”思想的大发展。他强调只有取得老百姓信任的，才可以作天子，国君不论“进贤”、杀人，都应该征求“国人”的意见：“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轲的“民贵君轻说”带有民主色彩，对后世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明清之际黄宗羲等启蒙思想家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都从他这里受到过启发。另一方面，孟轲尊重贵族，重视“世臣”，声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他主张与国君同宗的“贵戚之卿”，有权改立国君：“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2）暴君可诛。孟轲认为桀、纣那样的暴君是可杀的。他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独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发展了孔丘反对“君不君”的思想，不但认为可以指责不君之君，甚至认为人民自己也可起来推翻暴君。与此同时，他还把君臣之间说成是一种比较平等的对等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在“人治”与“法治”的论争中，孟轲也是坚持“人治”观点的。他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他是先秦“贤人政治”的倡导者，认为“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资料三
[外文]：Mencius（约公元前372～前289）
中国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先秦儒家思孟学派的代表人物。字子舆，后人尊称他为孟子。约周烈王四年(公元前 372)生于邹(今山东邹县)。相传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孔丘之孙子思。他以孔丘的嫡系传人自诩，立志恢宏儒学。早年开业授徒，成名后，周游鲁、齐、宋、滕、魏诸国。常“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但执政者认为他的学说“遇远而阔于事情”，终不见用。晚年归隐故乡，和弟子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约卒于周郝王二十六年（公元前 289）。《孟子》一书集中反映了孟轲的思想。
主要政治思想孟轲政治思想的要点是：
（1）人性善说。这是孟轲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他认为人性生来就是善的，人生来都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和恭敬之心，并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章句上》)。
（2）仁政学说。从人性善说出发，孟轲认为，为政者可以而且必须用教化的方法，行王道仁政来治理人民和管理国家。他主张以德服人，认为只有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悦诚服，无敌于天下，而以力服人只能使人貌恭而不心服。仁政的具体措施是：“制民之产”，保证人人都有恒产，以稳定民心；实行井田制度，限制土地兼并；省刑罚、薄税敛，使近者悦而远者来。
（3）极力宣传民本主义。在《孟子》一书中，孟轲以相当的篇幅宣传重民思想，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尽心下》)的命题。他告诫统治者“政在得民”，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又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离娄上》)。
（4）主张君臣平等，暴君可诛。孟轲虽然宣传过君权神授，但不承认绝对君权，认为君臣关系是平等的，臣不应该无条件服从君，而应该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离娄下》）。对于祸国害民的暴君，他认为是可以“诛其君而吊其民”（《梁惠王下》），武王杀了殷纣并不是杀了一个皇帝，而只是杀了一个暴虐无道的匹夫。
（5）重义轻利，主张义然后取。孟轲告诫梁惠王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梁惠王上》）。在其他一些篇章里，孟轲也有许多崇仁义而抑功利的言论。不过孟轲并不是绝对反对功利，只是反对不义的功利而已。他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诸人。”（《万章上》）
影响孟轲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上具有仅次于孔丘的地位，被儒家后学尊为亚圣。他与孔丘一道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政治思想的基本格调。宋明理学家继承了孟轲的“内圣”理论，一些进步思想家则利用民本思想和仁政说抨击暴政。
资料四
[拼音]：Meng Ke
中国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字子舆，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人。相传是孔丘之孙孔伋（子思）的门人，以宣扬和捍卫儒家道统为己任，晚年与其门徒万章、公孙丑等“序诗书，述仲尼之意”，有《孟子》七篇传世。
仁政思想在政治上孟轲首倡“民贵君轻”之说，主张实行仁政，反对不符合仁义原则的相互征战。他认为不是靠武力征伐，而是要靠人民衷心的拥护，才能实现统一；要取得人民的拥护，就必须“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就是说，要能够满足百姓在生产和生活上的要求。孟轲仁政思想的主旨就在于对人民推恩施惠，以达到笼络民心，巩固统治，统一天下的目的。
分田制禄理论孟轲的分田论亦称恒产论，即要求国君把耕地授与劳动农民永久经营。他认为除了“土”可以无恒产外，庶民是必须要有恒产的。因此，国君实行仁政，首先就要为民置立永久的产业（田地和房屋），使他们“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轲提出分田的数量界限是每户农民达到“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梁惠王上》）。然后，使青年人得到良好教育，所有的人不饥不寒，这就是他所理想的“王天下”的仁政。
孟轲的制禄论是他借介绍西周俸禄制度之名，阐述他对现行俸禄制度的观点。他设想了按照大小不同的诸侯国，分别为国君、卿大夫、士规定禄田。根据“禄足以代其耕”（《万章下》）的原则，最低一级“下士”的禄田应相当于一个农户的“百亩之田”，然后逐级往上成倍增加，形成从下士、中士、上士、大夫、卿，以至国君的等级收入差别。他们的土地是以国家公田的名义由农民代耕，他们的俸禄是通过劳役地租形式（即所谓“助”法）来实现的。孟轲的分田制禄理论主要是解决君、臣、民之间的土地关系。
井田思想孟轲在分田制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设计出理想的井田蓝图，其主要内容有：
（1）实行仁政必须先“正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滕文公上》）。
（2）为君子制禄，给乡民分田；君子管理乡民，乡民供养君子。
（3）实行十一之税。
（4）全国农田按每方里为一井划分，每井有田九百亩，分给八家耕种，每家私田百亩，八家共耕公田百亩。每井农民长期固定在土地上，“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滕文公上》）。孟轲的井田思想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财利和发展生产的观点首先他反对各级统治者孜孜于追求一己的私利，认为统治者应以仁义为先，才能达到王天下的目的。所以，他说：“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其次他认为行仁政，施惠于民，就是要使人民生活温饱富足。这就要大力发展各项生产，严格按照季节安排生产，促使农林牧副渔各业兴旺，物产达到极大丰富，粮食多得象水火一样普遍，财货多得用不完，那时人人都将成为讲求礼义的仁人，这样的国家是所向无敌的。同时他还要求做到适时生产，保持生态平衡和维护自然资源，从而使“材木不可胜用”和“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梁惠王上》）。此外，他在强调推恩施惠于民的同时，也承认应该满足国君的物质欲望，但他要求国君能与民同享和共乐。
社会分工、交换和价格理论孟轲不同意许行（见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君民并耕"、“自给自足”和“商品同量同价”等主张。他认为要求国君与人民一起耕种是荒谬的，每个人不可能事事躬亲，都靠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身所有的生活需要。劳心者和劳力者都是通过自身所从事的某项工作的社会功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是“食功”而不是“食志”，由此引伸出“通功易事”（即社会交换）的必要性。他指出：“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滕文公下》）。并且认为把教育工作者排斥于交换活动之外是不公平的。因为用文化知识去教育后代，也是社会所需要的“功”，应与车工和木匠的“功”一样参与社会交换。孟轲还认为许行所主张的同一类商品只要数量相同就都按同一价格出售是错误的。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滕文公上》）。可见，孟子对于商品交换和价格的差异已有一定认识。
财政赋税观点总的原则是发展生产，轻征薄敛，使民富裕。他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尽心上》）。具体的主张有：在城市不征坐商税，关市、山林川泽也不课税，采取鼓励商业、自由经营垦殖的政策；在农村只实行“助”法，而免除其他一切赋税，不论城乡，宅地税，户税（人丁税）也统加豁免；在税率上主张“十一之税”，既反对十二、十三之类的高税率，也不赞成二十税一的低税率。
-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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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根泽：《孟子评传》，商务印书馆，上海，1932。
资料五：学说
思想综述孟子的主要思想就是：仁、义、善。《孟子》全书虽非全是孟子手笔，但为孟子弟子所记，皆为孟子言行无疑。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
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
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强调发展农业，体恤民众，关注民生，他在《寡人之于国也》中说：“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在价值观方面，他强调舍身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强调要以“礼义”来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能为优越的物质条件而放弃礼义，“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称为“亚圣”。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孟子》一书，在汉代就被认为是辅翼“经书”的“传”，和孔子的《论语》并列。至五代，后蜀主孟昶下令将《易》《书》《诗》《礼》《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书写刻石。《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孔子弟子曾参和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这样，《孟子》一书便与孔子及孔子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
宋代孟子的地位迅速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在明清两代，官方规定，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孟子》一书便成了明清两代士子们的必读书之一。
明朝朱元璋辑有《孟子节文》，删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朱元璋曾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并诏告天下说孟子的不少言论“非臣子所宜言”。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次日钱唐上疏力争劝阻，加之天文官也上奏文星暗淡无光，于是朱元璋又下一道谕旨：“孟子辩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又恢复了孟子在文庙中的待遇。
仁政学说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孟子提出了争取民心、尊贤任能的主张。在天下纷争，干戈扰攘、诸侯改立的时代，民心的向背，已成为国家兴亡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教训了。孟子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为了得天下，必须得民、得民心，而民心之所向，在于他们的愿望、需求能够得到实现。孟子认为，只有实行仁政、摒除霸道，才能做到这一点。齐桓晋文兴霸业，虽曾一匡天下，但为时不久也衰落下去。所以，他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要保民，就要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安定，生存不受到威胁，人民就会像流水一样归向“圣王”。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
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仁，据孟子解释，就是“人心”。仁的标准，根据《孟子》一书可以概括为：第一、亲民。孟子主张统治者要“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乐”。第二、用贤良。“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滕文公》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公孙丑》上）“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明其政刑。”第三、尊人权。孟子公开宣扬“民为贵”、“君为轻”的口号，提倡在一定的范围调和统治者和劳动人民的关系。第四、同情心。要求统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办法来治民。认为这样做便能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从而达到“无敌于天下”。第五、杀无道之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孟子要求对一切残民以逞的暴君污吏进行严正的谴责，力图把现实的社会发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轨道上来。
孟子以“仁政”为根本的出发点，创立了一套以“井田”为模式的理想经济方案。提倡“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等主张。要求封建国家在征收赋税的同时，必须注意生产，发展生产，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样财政收入才有充足的来源。这种思想，是应该肯定的。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孟子还提出重农而不抑商理论，改进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思想，这种经济观念在当时是进步的。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对后世确立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的治国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及指导意义。
哲学思想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孟子的思想是复杂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义的成分居多：《孟子》书中所反映出来的关于认识论的见解，包含着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在《孟子》中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许多知能必须经历困难，经过挫折、失败，不断取得教训，受到锻炼，然后才能得之。客观世界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人所不能违反的。
孟子明确地看到，一切事物发展和变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进程。他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作为比喻：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一环在于掌握客观规律。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据水势就下、可导而不可遏的规律，来说明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须如此。
孟子的天道认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间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兴衰存亡、富贵穷达，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对于天必须百依百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他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对立面，否认人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
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相对（梁启超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了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
孟子以“性善论”作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认为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的要求源于人的本性本心，有伦理学意义，同时“性善论”认为通过学习人人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君子，又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的教育意义。在心性修养方面，孟子从“性善论”这一根本思想出发，认为实行“仁政”的最重要的动力，完全仰仗于君子大发“仁心”。这种“良知”“良能”，“操之所存，舍之所亡”，贵在一个“养”字。孟子以子思的“思诚之道”为依据，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等观点，从而形成了一套含有主观唯心主义成分的思想体系。
教育思想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们都把全民教育当作实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一方面，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滕文公》上）加强学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当政者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离娄》上）以榜样的力量，教化百姓。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明人伦”，以建立一个“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上）的和谐融洽的有人伦秩序的理想社会。
孟子一贯以孔子的正统的继承者自居，他的教育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他不仅授徒讲学，培养出了乐正子、公孙丑、万章等优秀的学生，还与弟子一起著书立说，著《孟子》七篇，留给后世。犹如绵绵春雨，普降于漫漫的历史文化中。
对教育方法的改进，孟子很推崇“易子而教”的传统教育方法。当他的得意门生公孙丑询问有的君子为何不亲自教育自己的儿子时，孟子回答道：“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离娄》上）父子之间由于感情深厚，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往往不严，对于儿子的一些错误和毛病也因为溺爱和骄惯而放任，从而使正确的教育难以为继。所以，“父子之间不责善”，易子让别人来教育，既能从严要求，也能保持父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伤害感情。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肯定在进行教育时，必须采取因人而异的多种方法。而且，对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发展。认为教育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使学生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孟子所倡导的学习方法和教育方法是中国古代教育学的结晶，对今天的学习和教育仍然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伦理道德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说的“仁义”，是有阶级性的，是建筑在封建等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他反对统治者对庶民的剥削，反对国与国和家与家的战争。
仁是一个古老的政治思想范畴。《说文》解释仁字：“仁亲也。从人二。”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含义也不断有所衍变。孔子论仁，则给予了更多的充实和发挥。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理想：孔子在多种意义上运用仁的概念，反映了孔子学说的理论上还不够完整而严谨。
孟子也最重仁。孟子对于孔子仁的思想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由此而生仁义礼智四德，其中心点是为仁。还进一步论述仁义礼智四者的关系，第二，在关于仁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学说。孟子以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梁惠王》上），还具体地提出了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具体的仁政措施。
孟子根据性善论思想，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文学成就《孟子》一书不仅是儒家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中国古代极富特色的散文专集。孟子以“言近而指远”为“善言”（《尽心》下）。他的文章前襟如话，明白晓畅，而又寓意深远，真正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其文气势充沛，感情洋溢，逻辑严密；既滔滔雄辩，又从容不迫。用形象化的事物与语言，说明了复杂的道理。其形式上虽然没有脱离语录体，但相比之于《论语》有了很大的发展。
《孟子》一书对后世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如贾谊、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等散文家，他们说理的痛切、感情的激烈、气势的奔放、词锋的锐利，都受到《孟子》的影响。
资料六：著作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属儒家经典著作。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从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一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孟子》有七篇十四卷传世：《梁惠王》上、下卷；《公孙丑》上、下卷；《滕文公》上、下卷；《离娄》上、下卷；《万章》上、下卷；《告子》上、下卷；《尽心》上、下卷。
《史记》说孟子有著述七篇传世，《汉书·艺文志》说有十一篇。东汉末赵岐说孟子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则十一篇当是在七篇外又加外书四篇。赵岐认为外书四篇内容肤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流传至今的《孟子》，即赵岐所说的内篇。
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孟子》中有多篇语段选入语文教科书，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鱼我所欲也》《王顾左右而言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富贵不能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