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的主要观点是，过去几十年中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是什么奇迹，像苏联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高速增长一样（他将新加坡与苏联进行了比较），主要靠的是政府惊人的资源动员能力所促成的投人的增长（劳动和资本），而不是靠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e）的提高。这种靠“流汗”（Pepiration）而不是靠“创新”（Inspiration）获得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因为这种增长将受到投人品本身的限制——劳动投人无法再增长，教育水平很难再提高，资本积累也难以维持在高水平上。同时，近年国外资本多投向发达国家及拉美国家。所以，他认为不存在什么“东亚经济奇迹”或“亚洲模式”，东亚的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将会很快减慢，无法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在可见的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不在亚洲。同时，克鲁格曼认为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增长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不同，是高投人增长和高效率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此后其经济增长则同样是依靠高投人达成的，因而显著减缓。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克鲁格曼则较为疑惑，无法做出确切的解释。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克鲁格曼并未预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而仅仅是对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作了分析与评价，并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进行了预测。事实上，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东亚各国近年来未能根据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国内经济进行相应调整，资本和债务结构不合理，金融体系脆弱，金融机构和制度不健全，政府干预不当，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投机资金的冲击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同东亚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必然联系。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克鲁格曼撰文批评东亚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及对股市与房地产盲目投资，引发经济泡沫，认为应实行金融管制。在1999年初的另一篇题为“重温大萧条经济学”的论文中他甚至明确指出，西方舆论界将金融危机归咎于东亚发展模式本身的弱点是不对的，东亚经济结构上的问题并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
从写作的目的看，克鲁格曼发表于1994年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其出发点在于，通过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分析，得出东亚地区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结论。文中用大量篇幅对苏联与东欧国家2O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指出美国在冷战时期一度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对付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上是不必要的，通过对苏联与新加坡经济增长模式的对比，指出不要过于重视亚洲经济的增长，重蹈冷战时期的覆辙。因此，东南亚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显然不是克鲁格曼这篇论文所关心的。一些论文与专著在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纷纷引用克鲁格曼的观点，部分作者甚至认为克鲁格曼早就预言过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这对于克鲁格曼的观点显然是一种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