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佐使”是源于《内经》的制方思想，两千多年的中医临床实践过程中，历代医家不断补充和完善，使得“君臣佐使”成为指导方剂配伍组方的重要理论。普通高等教育中医院校《方剂学》五版、六版教材皆以“君臣佐使”为方剂的组方原则，新世纪高等中医院校规划教材《方剂学》则把“君臣佐使”作为方剂组方的基本结构，笔者则认为“君臣佐使”作为组方原则更为恰当，治法和“君臣佐使”是指导组方的双原则。
1 “君臣佐使”的源流简述
“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肇始于《黄帝内经》，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又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 《黄帝内经》有关方剂组方的理论，对后世中医组方用药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更是体现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到了唐代，王冰是这样注解的：“上药为君，中药为臣，下药为佐使，所以异善恶之名位。胶饵之道，当为此为法。治病之道，不必皆然，以主病者为君，佐君者为臣，应臣之为佐，皆所以赞成方用也”。金元时代的张元素和李杲都认为“力大者为君”。明·何瑭在《医学管见》中又进一步界定了君、臣、佐、使的含义“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治病之药至于病所者，使也”。明清医家对“君臣佐使”组方理论多有补充发挥，清代吴仪络道：“主病者，对症之要药也，故谓之君，君者味数少而分量重，赖之以为主业。佐君之谓臣，味数稍多，分量稍轻，所以君臣之不怠也。应臣者谓之使，数可出入而数量更轻，所以备通行向导之使也。此则君臣佐使之义也”。可见历代医家对“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论述十分丰富，从它来分析、指导方剂组方可以执简驭繁以应变临床。
2 方剂的概念剖析
纵观五版、六版的《方剂学》教材，对方剂概念的阐述都基本一致：方剂是在辨证审因，决定治法以后，在治法的指导下，根据不同的病证，选择合适的药物，并酌定剂量，按照一定的组方原则配伍组合而成。这样定义方剂可以把治法与组成原则区分开，二者是并列对等，互不隶属，但都是为确定一首方的定位。新世纪高等中医院校教材是这样定义方剂概念的：“方剂是在辨证审因确定治法之后，选择合适的药物，酌定用量，按照组方结构的要求，妥善配伍而成”。这一定义下，方剂组方只有治法这一唯一的原则，那么组方就没有必要再“按照组方结构的要求”了，这样的定义把两者的关系定为治法指导“君臣佐使”，是隶属关系，逻辑上是不合理的。
3 方剂组方的双原则
笔者认为治法和“君臣佐使”均是组方的原则，两者是并立互存的关系，并且相互补充、相互为用。可以认为治法是指导遣药选方的原则，“君臣佐使”是指导组方原则并且是分析成方的理论工具。
如果治法为组成的唯一原则，那么会出现怎样的一个局面呢？以麻黄汤为例说明，外感风寒表实证是麻黄汤对应的证型，治法宜发汗解表，宣肺平喘，此治法作为组方原则，麻黄桂枝相配达到发汗解表之目的，可以认定为君药，杏仁甘草相配达到宣肺平喘之目的，可以认定为臣药。按此假设思路分析应该是合乎逻辑的，那可能会说，这里没有考虑“组成结构”，正是如此，因为是结构，不具备原则的指导定位，可以变动，以上麻黄汤的分析只剩下君臣两组药，以此类推，整个《方剂学》所选方剂的方论会出现五花八门的结构。唯有恢复“君臣佐使”作为组方原则的定位，才能保持方论有序，临床组方有序，才能保证方剂的研究得以正常发展。治法定位为指导选方遣药的原则，双原则定位一个方，治法与“君臣佐使”组方原则之间就不会产生矛盾分歧。
总之，“君臣佐使”组成原则，从方剂配伍理论发展上看，从组方形式或组方结构被提升到原则的层次，这是一个理论的进步，而且“君臣佐使”组成原则的提出，又经历了漫长的认识和实践过程，现在中医药界所涉及的诸多行业，都将“君臣佐使”作为方剂的组成原则。诚然，“君臣佐使”作为组方原则仍有一定的缺陷，但是，“君臣佐使”为组方原则是毋庸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