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_自然百科_百问中文

[拼音]：Kongzi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夏邑县），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倡导仁义礼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论语》。该书被奉为儒家经典。孔子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在世时就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更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人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一度成为和中国祖先神祭祀同等级别的大祀。

资料一

中国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曾周游列国，从事政治活动，大力宣传“仁”的学说。他创办私学，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晚年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并用作教材，培养青年一代。

孔子生活在奴隶社会日益崩溃、封建社会正在兴起的过渡时代。从他开始，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时代的发展，在思想学术领域逐渐形成了数百年“百家争鸣”的局面。他的政治观点，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革新的一面。他的哲学思想，基本上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但也有唯物论的倾向和辩证法的闪光。他的心理学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上产生的。

孔子心理学思想的基本观点是：

（1）性习论，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认为人性是在先天“相近”的自然本性的基础上，由于后天习染而发展起来的不同的社会本性。

（2）学知论，虽然说过“学而知之”的话，但这只是“虚悬的一格”，实质上主张人非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的。

（3）发展观，认为“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并把心的发展分为少、壮、老三个阶段，还对各阶段的特点作了简明的概括。

（4）差异观，肯定人的心理并非千篇一律，而明显地存在着类型上和品质上的个别差异。

孔子的最大贡献是在教育心理学思想方面。关于差异心理，他把人的智力分为“上智”、“中人”和“下愚”3种类型（《雍也》），认为有的人能“闻一知十”，有的人则只能“闻一知二”。他又把人的性格分为“狂者”、“中行”和“狷者”3种类型，认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子路》）。他还较详细地描述了性格特性方面的个别差异，如说：“柴也愚（愚笨），参也鲁（迟钝），师也辟（偏激），由也喭（鲁莽）”（《先进》）。关于学习心理，他较全面地考察了学与闻见、学与思、学与习、学与行的关系，提出了“多见”、“多闻”、“多问”、“多识”、“学而时习”、“温故知新”、“举一反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等一系列重要见解。关于德育心理，他第一个注意到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实践 4个因素及其关系，并对启发诱导、因材施教、以身作则、表扬批评和主观努力等教育原则和方法，从心理学思想方面作了某些考察。关于教师心理，他分析了教师所应具备的一系列心理品质，特别是“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更值得珍视。此外，他所运用的观察、谈话和调查等方法，对了解和鉴定学生的心理有很大意义。

孔子的心理学思想反映在《论语》一书中。《论语》系门人弟子根据他平时对学生和对别人的讲话记录整理而成，是研究孔子心理学思想最主要最可靠的材料。

资料二

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名丘，字仲尼。春秋末鲁国人。

家世生平

孔子原属殷族，其远祖孔父为宋国大臣，在贵族内讧中被杀，子孙流亡鲁国。其父郰叔纥是著名勇士，为鲁国贵族臧武仲家臣。孔子出生不久，郰叔纥壮年早逝，家道中落，所以孔子自称“吾少也贱”。不过作为士大夫子弟，孔子还是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武士教育，使他熟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传说孔子从小喜欢祭祀礼仪，长大善于射箭御车。他勇武有力，却虚心好学，曾在鲁国执政季氏手下充任委吏(管理仓储)、乘田（管理牛羊）等小吏，都能恪尽职守。同时，孔子时时事事注意学习，“子入太庙，每事问”。郯国君主聘问鲁国时，与人谈及古代官制问题，“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他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通过向社会广泛求教，到三十岁左右，孔子已成为当时知名的博学大师，并开始招收门徒，传授《诗》、《书》、《礼》、《乐》等古代文化典籍。

公元前515年，鲁国政局突变，不甘心居于傀儡地位的鲁昭公发兵讨伐季氏，被季氏、孟氏、叔孙氏等三家联合击败而流亡齐国。但季氏等三家也并不另立国君，实际上权归三家，“政在大夫”的局面发展到顶点。孔子对此颇为不满而又无可奈何，也在这年到达齐国。他曾在回答齐景公问政时提出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甚得景公赞赏，但终未得重用，仍回鲁国聚徒讲学。其后鲁国政局又变，卿大夫也变为傀儡，出现“陪臣执国命”的形势。公元前 505年以后，季氏的家臣阳虎胁制季桓子，指挥三家，操纵鲁政，还曾打算招致孔子，却遭到孔子的委婉谢绝。后阳虎被季氏、孟氏打败流亡齐晋，季桓子重新掌权。季桓子以鲁君名义任命孔子为司寇，并以其弟子子路为季氏家宰。年过五十的孔子第一次获得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

公元前 500年，鲁定公同齐景公在夹谷会晤，孔子被破格选拔为相，陪同出席。由于他保持警惕，并作了周密部署，使定公免遭劫持。虽未能改变鲁国长期以来的依附地位，却争取到齐国归还阳虎叛乱时投献的“汶阳之田”，维护了鲁国的基本权益。公元前498年，为消除家臣叛乱的据点、削弱卿大夫的实力，孔子提出“堕三都”的主张，即拆毁季氏的费邑、叔孙氏的郈邑和孟氏的成邑。但是孔子的这一主张却只被三家用来消除反对他们的家臣，改善其各自的统治地位，而使孔子加强鲁君权势的本意落空，他与三家的合作无法继续。约在此年，孔子离开鲁国。

孔子为了推行其政治思想奔走各国，他出门总带着拜见君主委质为臣需用的贽物，每到一国总要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希望能有赏识和信任自己的明君，干一番事业。他曾非常自信地宣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可是他在周游卫、宋、陈、蔡等国的十多年中，却从未得到这样的际遇，最好的也不过是以优厚的俸禄把他供养起来，装点门面，更多的时候则备受冷遇。有时甚至处于饥寒交迫，生命危险，狼狈不堪的境地。但是，无论生活安乐或困苦，都不能使孔子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公元前484年，在政治上不断碰壁的孔子已年近古稀，情知理想已无法实现，决心返回鲁国，终老于教育。这时他的一些弟子已在季氏手下任职，并取得了政绩。季康子便礼聘孔子返国，让他以政界元老、社会贤达的荣誉地位从事讲学并整理文化典籍。晚年的孔子被尊为“国老”，有权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议论，个别重要的改革还特别事先征询他的意见，有时他也主动提出重大建议。公元前479年，孔子病故。鲁哀公专门写了悼辞，弟子们更举行隆重的葬礼，并为他守孝三年。孔子墓和故居从此相沿成为鲁国儒生讲习诗书礼乐的场所。

学术思想

孔子对当时的社会变革甚为不满，总想恢复西周盛世“郁郁乎文哉”的周礼:君主以身作则，控制租赋徭役以富民教民；臣民各尽职守，努力劳作以尊奉君主。这显然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不过他斥责暴君苛政，关怀国计民生，却是出自衷心，并留下了深远影响。在孔子看来，君主和臣民间的权利、义务是相对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他不承认君主绝对的专制淫威，主张臣民有权选择君主。他认为，大臣对待国事应据理直言，对待君主过失不能盲目顺从，如果贪恋利禄而放弃这种职责是可耻的。并把礼，即西周以来君主等级制社会的传统秩序和体制，作为君主和臣民共同遵守的原则。“立于礼”，正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孔子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这是用仁这种伦理道德来充实作为社会准则的礼，使礼具有真情实感，而得到普遍的自觉遵守。他认为，仁是规范人们相互关系的原则。与人相处一要真诚，二要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还要克制私心，推己及人：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即是“忠恕之道”。在这里所欲所不欲都得考虑到人我双方，不能只顾自己，但是否合理却仍以礼为标准，所以说“克己复礼为仁”。因此，君主应谨严修身，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斐济瘢�“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视作最高境界。因为这不仅在主观上有立人、达人的良好愿望，更重要的是客观上达到了施民、济众的实际成效，所以是孔子理想的政治局面。

在宗教思想方面，孔子相信天命，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所以宣传“知天命”、“畏天命”。但是，他更注重人事，强调“匹夫不可夺志也”。“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只有“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因此，他“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终身尽最大努力实践自己的信仰，绝不因个人的成败得失而动摇放弃。他“不语怪、力、乱、神”，宣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实际上是对宗教活动持怀疑态度，表现为尊重理性而否定迷信。因而被墨家指斥说：“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悦”。其实质是保留传统宗教观念的形式而从社会意义上加以解释，“所重：民、食、丧、祭”，“使民如承大祭”，着眼于这样可以造成“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良好社会影响。

教育事业

孔子一生热衷于从政，但他的主要成就却在文化思想特别是教育方面。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由贵族专职人员垄断世袭。孔子首创私人讲学，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学生，传授文化知识以培养从政的人才，这便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第一位教育家。据《史记》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这样就在政治上打破了贵族垄断政权的世卿世禄制，为专制君主自由任免布衣卿相的官僚体制创造了条件；在学术上传播古典文献，为百家争鸣准备了传统思想素材。这可能是孔子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最大贡献。

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可以教育的。所以他提出“有教无类”，只要是愿意上进、虚心求学的，他都不加区别地接受。孔子教育学生，首重德行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他善于采用问答方式，启发诱导学生步步深入并自动不断地钻研，他本人也毕生坚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终身的教学实践使孔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炼出一些科学的教育方法：如注意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提倡从正反两方面学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反对自暴自弃的学习态度，鼓励青年不断改进，赶超前辈，“当仁不让于师”；但首先得抓紧学习，“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要求学生在学习中能举一反三，发展创新；要有实事求是的谦逊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注意不断改正错误，“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孔子非常了解自己的学生，常常就同一问题，针对各人特点，给予不同甚至相反的答复。对于好学深思的学生，他公开赞扬；对于学生指出自己的缺点，他也能当面改正。孔门教学中保持的某种自由论辩的活泼风气，是培育众多人才的关键。

但是，孔子也曾提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他歧视劳动人民，把他们看作不可教诲的下愚。这些都表现了贵族士大夫的阶级偏见，也是对他自己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的怀疑和否定。

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即所谓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大约都曾是孔门讲学的材料。孔子自称“述而不作”，真正由他亲手编写的著作恐怕是没有的。但是，广泛搜求这些典籍并传授给众多学生，使得濒临绝灭的官学通过私家讲学而流传开来，并发扬光大，从而哺育战国百家诸子，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光辉开端，却也是孔子重大的历史功绩。

资料三

中国春秋后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人。

生平

先世为宋国贵族，因避宋国内乱，移居鲁国。父叔梁纥，母颜氏。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

鲁国是周公儿子伯禽的封地。素有“礼乐之邦”之称。至春秋末，礼乐仍保存完好。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公子季札来聘，请观于周乐，听后赞叹不已。昭公二年（前540），晋韩宣子来聘，看到鲁国典籍丰富，也惊叹道：“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对孔子思想的形成很有影响。

孔子幼时常以陈俎豆、设礼容为戏。早年丧父，家境中落，年轻时曾做过管粮仓、管放牧的小官。他自己也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34岁时鲁大夫孟僖子之嗣孟懿子及南宫敬叔来学礼，从此，孔子开始授徒讲学。孔子的教育活动，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促进了文化下移，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的发展。

鲁昭公二十六年(前 516)鲁国内乱。孔子不满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擅权，离鲁至齐。齐景公曾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得到齐景公的赞许。景公本想任用孔子，但遭晏婴等人的阻挠。不久孔子返回鲁国。这时鲁国三桓专权，而季氏家臣阳虎、公山不狃的势力也膨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不想从政，便开始整理诗、书、礼、乐，并扩大教学事业，弟子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见彩图)

鲁定公九年（前501），孔子被任为中都宰，颇有政绩，“一年，四方皆则之”。于是，由中都宰迁为司空，后又迁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 500）齐鲁夹谷之会，孔子相礼。由于他的努力，事先有所准备，临事兵礼并用，鲁国取得了胜利，收回了被齐国侵占的郓、灌及龟阴之田。定公十三年，孔子为加强公室，利用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以“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为理由，建议公室毁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等三家的都邑，并使仲由为季氏宰，执行这一计划。前两家都邑郈、费被毁后，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说服，实行对抗，定公围城不克，孔子的计划遭到失败。

正当孔子在鲁国企图实现自己复兴周礼的抱负时，定公和执政的季桓子受齐女乐，政局有变，他的理想难以实现，乃借口“燔肉不至”，带领弟子离开鲁国。时孔子55岁。自此，孔子开始了14年的周游列国的飘泊生涯。他先到卫国，住了10个月。因受卫灵公的猜疑，离卫去陈。经匡时，遭到匡人的围困。解围后抵蒲，不久再到卫国。然后由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魋想害他，他只好离宋，经郑至陈，在陈国住了三年。因陈经常受到晋、楚、吴等大国的侵犯，便再次经蒲至卫。卫灵公曾向他请教兵阵，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后孔子离卫至陈，一年后又由陈迁蔡，在蔡住了三年，后来楚昭王听说孔子在陈蔡之间，使人迎孔子。陈蔡大夫害怕孔子去楚对陈蔡不利，便派人围困孔子，致使断粮。最后楚昭王兴师迎孔子，才使其免遭于难。楚昭王想以七百里的户籍封孔子，遭到令尹子西的反对。不久昭王死，孔子觉得在楚也难以施展抱负，于是又返回卫国。鲁哀公十一年（前 484）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

孔子回到鲁国，年已68岁，鲁哀公和季康子常向孔子问政，但终不起用。孔子晚年集中精力从事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鲁哀公十六年孔子病逝。（见彩图）

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汇集在《论语》中。《左传》与《史记·孔子世家》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也较可靠，都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依据与资料。

哲学思想

春秋时代，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孔子，既有留恋旧秩序的一面，也有向往新事物的一面。他的思想充满着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是春秋时代的一面镜子，反映着这个大变动时代的精神面貌。

天命鬼神观

孔子继承传统的原始宗教的天命观，有时把天视为人世间的主宰者和人格神。《论语》中有不少有关的记载。《子罕》记载说：“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据《述而》记载，宋司马桓魋欲害孔子时，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不仅认为他的生死由天决定，而且还认为，他的“德”，他担负的复兴文化的使命，也是天赋予的。《雍也》记载说：“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孔子承认天是主宰，认为有天命存在，认为天命决定着人的生死，也决定着社会的兴衰治乱。当冉伯牛生病快要死的时候，他无可奈何地说：“亡也，命矣夫。”当公伯寮干扰他的政治活动时，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孔子还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孔子在相信天命的同时，对周时盛行的通过卜筮探求上天意向的作法持否定态度，并且认为天命就蕴含在自然事物的运行之中，人们应该顺应天命而积极努力，不应该消极服从天命安排，放弃自己的努力，因而他特别强调“为仁由己”。这些思想与传统的天命观是矛盾的。它构成了西周天命观向战国唯物主义自然观转变的过渡环节。

孔子没有明确否定鬼神，但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他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据《述而》记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对于人死后是否为鬼，他采取回避态度。

孔子很看重祭祀，但不主张乱行祭祀，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鲁哀公六年，楚昭王有疾，卜者说是河伯作祟，大夫请行郊祭，昭王说：“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便不祭。孔子认为“楚昭王知矣”。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对后世无神论思想的发展有积极影响。

知识论

孔子就知识的来源和对待知识的态度，将人分为四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矣；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他虽设想有“生而知之”的圣人，却又说：“圣人，吾不得而思之矣。”他虽然宣称“天生德于予”，然而却又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在他那里“生而知之者”是虚设的，“困而不学者”不屑于一顾，关于获取知识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学而知之”和“困而学之”的中等人说的。孔子十分强调后天的学习，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他认为不学习，仁、智、信、直、勇、刚等品质将流于“六蔽”。因此他一生学而不倦，曾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强调“多闻”、“多见”，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能“多闻”、“多见”，同时对见闻加以去伪存真，就可以在言行上少犯错误。这里接触到了认识的客观来源问题。

孔子还讨论了学和思的关系。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认为学必继之以思，思必依据于学。他反对只思不学，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他反对学而不思，提倡“九思”。他认为，学到的知识必须经过思考，融会贯通，形成一个贯穿所有知识的总原则。然后从这个总原则出发，经过推演，可以得到新的知识。在他的弟子中，颜渊勤于学习，善于思考，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触类旁通，因此得到了他的赞许。

孔子主张学以致用，认为君子学习的目的应是为了从政和道德践履。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他认为即使把诗三百篇全都背下来，在政治上无所成就，在外交活动中用不上，也是白学。他还说：“闻义不能徙”，“是吾忧也”。主张“徙”义，把了解到的道理用于道德实践，反对那种知而不行或“言而过其行”的人。

仁与礼的学说

礼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夏、商、周三代奴隶主阶级以礼规范其成员的行为和思想。周礼因革于夏礼和殷礼，最为完备。孔子把礼视为维护旧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认为它是区别华、夷的标志。对于周礼的完美，他更是赞叹不止，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孔子重视周礼着眼于大节，细小之处自也有所损益。如《子罕》记载孔子所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孔子认为维护周礼，须从“正名”入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

孔子的“正名”，是一个关于“名”与“实”的哲学问题，其社会作用在于用周礼的形式去匡正已经产生变化的社会现实。春秋时，出现了臣杀君、子杀父、少陵长、庶废嫡等违背伦理的行为，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僭越行为。这种现象，反映着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和新兴地主阶级为了争夺政权对周礼束缚的反抗。前者表现着奴隶主阶级内部的腐败，后者则代表一种历史前进的趋势。孔子对于破坏周礼的行为一概加以谴责，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鲁国季氏窃用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孔子对此极为愤慨，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仁” 这个概念在春秋时期已广泛使用，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晋国大夫说：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但这里的仁还没有作为哲学概念。孔子则赋予“仁”以新的涵义，使其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据《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又对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仁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所以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的仁，包含着爱惜劳动者的观点。如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又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再如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并对“五者”作了解释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他把对众人宽，对被使人惠也包括于“仁”中。

孔子认为对被统治的劳动者实行宽惠，也就是实行德政。所谓德政，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即在经济上实行惠民政策，政治上对民宽刑罚而重教化。经济上惠民，即使民“足食”，“所重：民、食、丧、祭”。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反对统治者无节制地剥削人民，认为过分的剥削会造成“不均”；不均是“有国有家者”的大患。政治上宽民，即反对实行“不教而杀”的纯任刑罚的苛政，主张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认为前种方法既可培养人民的道德观念，又可让人民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后种方法只能促使人民为避免刑罚而不去犯罪。

为了实行德政，孔子提出 “举贤才” 的政治主张。据《论语》记载：“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又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他把民意也列入了考虑之列。

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德政和举贤才主张，就其根本来说，起着维护等级制度的社会作用，但它突破了奴隶制度的“礼不下庶人”和用人上的“亲亲”原则，也有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方面，特别是仁的思想包含着对劳动者的爱惜，表现出把劳动者当人看待的观点，这是顺应了奴隶解放的时代潮流，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中庸之道

孔子对现实采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具有“凡民有丧，匐匍以救之”的精神。中庸是他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又谓之“中行”、“中道”。这种立身行事的原则要求人在处理事务时，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论语》有这样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在他看来，“过”和“不及”都不好，都偏离中道。

孔子力求使人的行为符合中庸之道。为此他主张对性格过于进取的人加以遏制，对性格谦退的人加以促进。据《论语》记载，孔子弟子子路、冉有都曾问孔子:听到应当作的善行可以立即行动吗？孔子回答子路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而答覆冉有则说：“闻斯行之”。弟子公西华对孔子的不同回答感到困惑，孔子解释，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孔子承认一般人很难作到中庸，因此他同意在中道“不可必得”的情况下，则“思其次”，他称此为“狂狷”，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他对勇于进取的“狂”和退而洁身的“狷”都给予一定的肯定，而最厌恶的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称这种行为为“乡原”，认为“乡原，德之贼也”。

伦理思想

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仁的含义是“爱人”，是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在道德根源问题上，孔子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一方面信仰天命论，认为人的智愚善恶是先天规定的，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另一方面又肯定道德受后天条件和个人努力的影响，强调 “为仁由己”、“求仁得仁”，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孔子很重视道德修养，他要求人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认为必要时可以牺牲一切，直至自己的生命，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他强调发挥个人在道德修养中的自觉能动作用，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他提出“自讼”等修养方法，主张在博学多闻的基础上进行反省，学与思结合，言与行一致。他总结自己的修养过程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这一论述包含了道德修养是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必然到自由循序发展过程的思想。他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仁人”。

孔子的伦理思想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学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美学的奠基者。他的美学思想不论是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美学思想也建立在“仁学”的基础上。他认为要使社会得到合理的、和谐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实行“仁”的原则。而“仁”是以亲子之爱为基础的，它是每一个人内在具有的心理要求，也是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他认为要使“仁”的原则得到实现，最重要的是唤起人们自觉行“仁”的要求，而文艺就是唤起这种要求、促使人们自觉行“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他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并把诗的社会功能明确概括为“兴”、“观”、“群”、“怨”四个方面。在中国美学史上，他第一次指出了文艺的重大社会作用，开始把文艺同原始的巫术、祭祀、典礼区分开来。他认为文艺的特殊作用在于感发、陶冶人们的伦理道德感情，使遵守社会伦理道德原则成为个体的自觉要求，不但要“知之”、“好之”，而且要“乐之”，即以实行“仁”为最大的愉快和满足。这样，孔子便把道德上的善融合到了审美的境界。在孔子的思想中，最高的道德境界是同审美境界合一的，道德境界只有与审美境界融为一体才算得到了最后的完成。这是孔子美学中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

孔子对诉之于人们感官的声色之美并不采取禁欲主义的态度，但他认为感性形式的美只有同伦理道德的善完满地统一起来，做到既“尽美”又“尽善”，才算达到了最高的理想：他认为，同美相对来说，善是更根本、更重要的，但他不否认美所特有的价值，并明确地反对只要“质”不要“文”、只要善不要美的观点，避免和克服了使美善互相分裂和对立的片面性。但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孔子要求美和文艺必须绝对服从于“礼”，而且把审美与文艺的作用最后归结为“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种以狭隘功利为目的的思想，是孔子美学思想的弱点。但在孔子那里，这个弱点还不占主导地位，到了后世汉儒，特别是宋儒的思想中，这个弱点被突出地发展起来，对中国美学和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逻辑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启蒙者，它所提出的正名主张虽然主要是为了实现政治、伦理方面的名分等级制度，但是其中也包含了对逻辑正名的初步意识。

孔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名和言的关系，认为言有赖于名，名不正，言就不能顺，正名是言论合理的前提和条件。他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原则，包含了名实必须一致，名必须具有确定性的逻辑思想。

孔子还从正名的需要出发，强调推理在认识中的作用，提出“告诸往而知来者”、“温故而知新”，认为由过去的已知可以推论今后的未知。他根据同类可以相推的原则，提出了“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和“闻一以知十”等著名的类推教学方法，认为事物都可以归属于一定的类，从某类中的一个事物所具有的某一性质，可以推知该类中的其他事物也有此性质。

教育思想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首创私人办学的教育家，传说他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他的教育思想是其教育经验的总结。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不管一个人的出身如何，只要交上束脩，都可以做他的学生。他的这一主张，使很多过去根本无权受教育的平民子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他的弟子中有不少人出身于“贱人”、“鄙家”。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他说:“学也，禄在其中矣。”认为学生学习是为了“干禄”。他把“文行忠信”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把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排斥在教学之外。樊迟请“学稼”、“学圃”遭到他的痛斥，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和“学也，禄在其中”的主张，为一些出身微贱而有才干的人提供从政机会，在一定限度内实施了他的举贤才的主张，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其鄙视生产知识和轻视体力劳动的态度对后世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了不良影响。

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他主张治学先要立人，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重视温习的作用，主张“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在教学中注重启发、诱导、有的放矢，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注意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对象确定不同的教育内容，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在言教的同时也注重身教，要求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一生勤奋刻苦，常常忘食、忘忧。

历史地位

孔子是春秋时代渊博的学问家，他创立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虽然保留着传统的天命观念，但总起来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因此在战国时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先秦显学之一。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孔子及儒家思想并未受到统治者的特别重视，仅仅是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学派。汉代之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在历史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因为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一国家业已建立，封建统治者需要一种既能适合封建社会又具有一定保守倾向的思想，于是孔子的思想受到重视。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至尊地位被正式确立起来。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虽有一些学者对孔子持批评态度，但其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

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对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艺术、教育、史学、政治理论也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东南亚各国也有很大影响。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出于自身需要，片面地发展了孔子思想中保守的一面，使其变成了束缚人民思想的绳索。“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在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对孔子思想的保守性也进行过尖锐的抨击。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一些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在内，对孔子思想作了系统的研究和评价，取得了很大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关于孔子的争论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孔子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这个问题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纠缠在一起，更显复杂，仅主张周秦之际封建论的对于孔子思想阶级属性的看法就有四说：

（1）代表贵族奴隶主阶级利益；

（2）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

（3）代表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过来的地主阶级的利益；

（4）代表平民的利益。二是孔子的哲学属性问题，也有四说：

（1）孔子是无神论者，其天道观是唯物主义的；

（2）孔子思想兼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成分；

（3）孔子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

（4）孔子继承了殷周以来传统的天命观念，是唯心主义者。

资料四

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他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而且也是杰出的音乐家。他在编辑《诗经》、订正《礼》《乐》、推行音乐教育以及音乐思想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孔子有很深的音乐修养。他曾学琴于有名的琴师师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他从师襄学琴曲《文王操》，刻意寻求音乐的深刻内涵，追求准确掌握音乐形象的故事。又相传孔子曾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他还非常注意学歌。《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他学习音乐非常认真，非有重大事件从不罢辍，甚至在他周游列国，遭到许多困厄时，也“弦歌鼓舞，未尝绝音”。他还能鼓瑟、吹笙、击磬，《韩诗外传》、《孔丛子》都载有关于孔子鼓瑟、善于以瑟表情状物的传说。

孔子熟悉经典古籍，潜心钻研夏、商、周的古乐。他听到古时的乐曲《韶》、《武》，赞叹备至。《论语·述而》中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八佾》中也有“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的记述。

孔子编定《诗》、《礼》、《乐》。《诗经》所存305篇，据称是孔子从周王室采诗之官所搜集的3000多首民间歌谣中编选的。这部经典性的古代诗歌总集，由于孔子的编定而得以留存下来，是其一大贡献。《诗经》不但有史诗和上层社会所用的歌曲，也包含了大量的具有鲜明的民主内容的民歌，可见孔子的开明态度。

孔子所编定的《乐经》，今已不传。孔子特别重视“礼”和“乐”的相辅相成作用，他所编定的《礼经》，今传《周礼》、《仪礼》、《礼记》3种。

孔子聚徒三千，长期施教，开创了私人讲学之风。他“有教无类”，把教育普及到平民中。他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课徒，精通者72人。孔子及其门徒用作日常教程的“六经”，即《易》、《诗》、《书》、《礼》、《乐》、《春秋》。其中特别重视《乐》教和《诗》教，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收录了许多孔子向弟子讲述学《诗》的重要意义，以及督促门徒习奏乐器的事迹。

孔子重视音乐，是由于他肯定音乐的政治、教育作用。他特别强调礼、乐的结合，《孝经·广要道》:“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他认为礼、乐的政治作用是极为重要的，“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他强调礼、乐的等级性，有德者才能制礼作乐，对于混淆了施礼用乐的等级，他认为是不可容忍的。

孔子非常重视音乐的思想情操内涵，艺术要以道德观念来约束，反对单纯的享乐。“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才是理想的音乐。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他主张两者要均衡统一，艺术要“尽美尽善”，既要求艺术的美，也要求思想情愫的善。他憧憬三代的典章制度、礼乐文明，主张倒退到古时候去。《韶》、《武》是他仰慕之至的艺术，对于当时流行的新乐或民间音乐，他非常反感。认为“郑声淫，佞人殆”。他强调人无论多么智慧、高尚、武勇、多艺，都必须“文之以礼乐”，才可以称得上是完人。

孔子的音乐思想，散见于《论语》、《礼记》等书籍，并无周详的系统论述。其中有许多矛盾的因素，和他的实践亦不一致。以他的学说为基础，经过他的后学者孟子、荀子等人，直到《乐记》问世，形成了系统的儒家音乐理论，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构成音乐美学理论的主流，产生了极大影响。

资料五

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他从20岁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并首创私塾；在体育方面也有可贵的见解和实践。

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这种思想含有注重德育、智育、体育的因素。他的教育内容主要有诗、书、礼、乐及射、御等，这同传统的西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大体相同。射，指射箭；御，指驾御战车。在诸侯兼并、战乱频仍的春秋时代，射、御是重要的军事体育项目。礼和乐，既包括道德礼仪的教育，也有体育和美育的成分。而礼中的射礼，乐中的武舞，则更接近于体育。在孔子的教育实践中，礼、乐、射、御诸教，往往是相互渗透、结合进行的。例如，他教导学生说，比射时既要力争胜利，又要讲究礼让──“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又说，由于各人体力不同，行射时不必以穿透靶子为主，射中即可，这才合于古礼──“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八佾》)。

孔子本人也喜好多种体育活动，射、御造诣尤深。《礼记·射义》谓：“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足见其善射。《论语·子罕》记载了孔子自谦的话“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其擅长御车亦自不待言。孔子还参加钓鱼、登山、田猎、野游等活动，其体魄魁伟，“劲能拓国门之关”（《列子·说符》）绝非偶然。

孔子还十分注重卫生保健。《论语·乡党》中记载了他的一些合理的卫生准则：“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食不语，寝不言”，等等。这些保健知识，出于2000多年以前，亦属难能可贵。

资料一

资料二

资料三

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