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先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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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一种唯物主义理论。先秦时期墨子、荀子在知行关系上对“行”已有所重视,但都没有明确提出行先知后、由行致知的命题。明代的王廷相为反对宋明理学唯心主义,提出了“行得一事即知一事”、“必亲至越而后知越之故”的见解。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则在批判理学“知先行后”学说时提出了“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系统的唯物主义知行学说。王夫之认为,人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是从力行中得来的,“力行而后知之真”。他把“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古老命题和孔子“先难后获”的思想巧妙地结合起来,得出了“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的结论。他还用弈棋、饮食、行路等大量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事实,说明“盖天下之事,固因豫立,而亦无先知完了方才去行之理”,强调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清代的颜元更加突出行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他把王守仁说的“不行只是不知”,改成“不知只是不行”,还把《大学》中的“格物”解释为“手格猛兽之格”、“犯手捶打搓弄之义”,强调一切知识都来源于习“行”、实践,对唯物主义认识学说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代孙中山提出了著名的知难行易学说,强调行以致知,他用“不知亦能行”证明行之易,断言“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认为一切知识都是后起的,是在“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的艰难探索中逐渐得来的。这实际上是对行先知后说作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