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yililun
中国历代思想家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泛指各种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义”，指人们行动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在中国思想史上，适应于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需要，产生了各种义利论。
先秦义利观念一开始曾出现于西周春秋时期，有“义以生利”（《国语·晋语一》），“义，利之本也”（《左传·昭公十年》）等说。其所谓“义”，实质上反映了宗法制贵族的利益，它要求下级贵族服从上级贵族的利益，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的利益，统治者暂时的、局部的利益，服从整体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这种义利观念为儒家学派所继承，并发展成为重要经济思想之一的义利观。孔丘承认求利之心人人皆有，但认为不能“放于利而行”（《论语·里仁》），对求利活动必须以“义”制约，要“见利思义”（《宪问》）；反对违义求利。他要求君子“义以为上”（《阳货》），“毋见小利”（《子路》），遵循重义轻利的原则。他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给了义利思想以道德及阶级对立的内容。孔丘的“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左传·成公二年》）的论点，表明他的义利论是为维护等级礼制所体现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孟轲继承孔丘重义轻利的观点，强调重仁义轻私利，反对先利后义和各自为私利而进行争夺，因此，提出“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他把义同私有财产观念结合起来，提出“非其有而取之，非义”（《尽心上》），是为私有财产辩护的理论。荀况提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认为义与利都合于人性。对于合理的欲利，应予满足，对不合理的欲利，则节之以礼义。在义利关系上，他也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多与孔、孟相类。
墨家反对亏人自利，主张“交相利”（《墨子·兼爱》），即要求各阶级的人彼此尊重各自的利益，人人都利人，也就人人都得利，从而达到“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无所不利”（《天志中》），这就是墨家的“义”。墨家认为，实现这种“义”，对人人都利，所以说“义，利也”（《经上》），“义，天下之良宝也”（《耕柱》），“万事莫贵于义”（《贵义》）。墨家的义利论，反映了小生产者幻想通过尊重现存的各种所有权，包括统治阶级的权益，使小生产者自身的权益也得到尊重的要求。
道家倡“无为”、“寡欲”，既反对仁义，亦反对追求财利，主张“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老子》第十九章），拒绝探讨义利问题。
法家重利轻义，但早期法家亦兼重仁义。管仲说“仓廪实则知礼节”，并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管子·牧民》）。至商鞅，一反儒家义本利末思想，提出“利者，义之本也”（《商君书·开塞》）。商鞅的“义”，全然不同于儒、墨，实质是代表了统治者富国强兵的要求。韩非则完全否定道德规范对利的制约，而代之以法，强调政治强制与强烈的“计算之心”，从根本上摒弃了义利论。
汉代至近代西汉时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兼采儒法理论，认为求利之心，合乎天意，人君必须关心人们的物质利益：“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春秋繁露·诸侯》），并主张利用臣民利害计算之心，以刑赏统御臣民。但他又认为对求利活动必须节之以义，否则“忘义而徇利”（《身之养重于义》），造成富者兼并而骄奢，贫者不聊生而作乱。因此他要求对财富的占有与各人等级地位相适应，“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度制》）。他要求统治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以统治阶级根本利益为重，而不计个人功利。这一论点，为后儒引作存义去利、讳言财利的理论根据，并僵化成传统的信条，影响极深。司马迁认为，求富逐利是人的本性，它对于实现仁义，不仅无害，而且有益。他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史记·货殖列传》）。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亦表述了积极求利的思想，批判了贵义贱利的观点，而贤良文学则极力宣扬“贱货而贵德，重义而轻利”（《盐铁论·世务》），要求“崇礼义，退财利，复往古之道”，（《本议》），把贵义贱利奉为正统的经济思想教条。
至宋代，一些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思想家，开始起而反对贵义贱利的传统教条。王安石用功利主义解释义利关系：“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王临川集·答曾公立书》），“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为利也”（《续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七），认为义是服从于利的。苏洵亦说：“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义利、利义相为用”（《嘉祐集·利者义之和论》），认为义利必须结合。嗣后叶适亦抨击董仲舒：“�任薰虻酪逭吣宋抻弥橛锒保ā断�学记言序目》）。陈亮极力颂扬功利，提出“义利双行”论。而司马光及程朱理学派，则坚持贵义贱利教条，重弹君子“固不可言利”（《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与王介甫书》），并把义利绝对对立起来：“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
明清以来，义利之辩，仍不时出现，有重义轻利、重利轻义，亦有义利并重之说，皆未脱前人窠臼。鸦片战争后，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义利的争辩，具有了新的阶级内容。如陈炽宣扬：“义”即承认人人有求利的权利，此谓“公利”，少数人以特权谋私利即为非义。陈炽的“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求利要求。当时许多进步人士，大讲财利，要求发展近代工商业，实现民富国强、救亡图存的愿望，其实质是要求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地主阶级的顽固派坚持贵义贱利教条，反对发展近代工商业，借以维护濒于崩溃的封建生产关系。辛亥革命后，随着新的经济理论概念的日益广泛应用，义利论在思想理论界亦趋于淡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