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平衡理论和顺序偏好理论。如果能够检验哪一个理论能更好地解释公司资本结构选择及财务行为是很重要的，也是很有意思的。实际上金融学术界对两大理论的检验到现在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但是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明确的结论。
Shyam-Sunder & Myers（1999）指出以往的许多检验在区分上述两大理论上缺乏足够的统计检测能力（statisticalpower）。他们使用新的统计方法，宣称静态平衡理论可以被拒绝，而顺序偏好理论在公司资本结构选择行为上比静态平衡理论有更强的解释力。该文其中的一位作者Myers也是首先提出顺序偏好理论的学者之一，他寻求证据以支持该理论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在之后没多久对此文的评论中，Chirinko & Singha（2000）认为他们的统计检验方法是错误的，并且他们提供的实证证据既不能证实顺序偏好理论，也不证伪静态平衡理论。Fama & French（2002）发现两大理论都只能解释公司财务决策的部分行为，没有一个可以被证伪。正如Booth等（2001）指出，要从实证的角度检验这些模型很困难。在横截面检验（cross-sectionaltest）中，描述一个理论的变量同时可被看做其它模型的变量，两大理论对一些相关关系的预测也是相似的。结果是最近的很多实证研究，主要通过使用横截面检验和能够被任何或全部模型证明的一系列变量，来解释资本结构的选择问题。
大多数的实证研究，例如Titman & Wessels（1988）、Rajan & Zingales（1995）、以及Wald（1999），都是使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数据来检验不同的理论模型或发现程式化的事实。对于新兴市场的研究只是在近年比如在Booth等（2001）和Wiwattanakantang（2001）的文章里才刚刚涌现。
Harris & Raviv（1990）总结了对美国公司的实证研究后指出：“财务杠杆随着固定资产、非债务避税、投资机会和公司规模而递增，随着波动性、广告支出、研发支出、破产可能性、盈利性和产品的独特性而递减。”但是一些最新的研究增进了我们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理解。例如，Wald（1999）发现财务杠杆随非债务避税递减而非递增。
Rajan & Zingales（1995）发现其它工业化国家上市公司在资本结构的选择上与美国的大致相似。比如，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加拿大公众公司的财务杠杆，与有形资产和公司规模（德国除外）正相关，而与投资机会（托宾Q值）、利润率负相关。但是Wald（1999）则强调“七国集团”国家的上市公司在资本结构的选择上有很多不同。比如美国公司对违约风险比日本公司更敏感，公司规模对法国及德国公司的资本结构的选择似乎没有影响。美国高增长公司比其他国家的相似公司利用较低的债务融资。Wald认为各国间的制度差异可能是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比如美国的风险资本业比其他国家发达。
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Booth等（2001）通过对10个发展中国家（巴西、墨西哥、印度、韩国、约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土耳其和津巴布韦）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总的来说，影响发展中国家公司债务比率的因素，似乎与影响发达国家的相似，且作用方式也类似。但是这些财务比率也受诸如GDP增长速度、通胀率和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等国别因素的影响。另外，Booth等（2001），以及Demirguc-Kunt & Maksimovic（1999）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公司长期负债水平比其他发达国家的同行要低得多。
最近我们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资本结构的研究（Huang & Song,2002）虽然没有直接检验两大理论的真伪，但似乎显示静态平衡理论能更好地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这是因为，在研究中我们发现：
第一，不同于美国的同行，中国上市公司在总体水平上高度依赖外部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对中国上市公司而言，超过50%的融资来自外部债务或股权，同时超过50%的外部融资来自股权融资（包括配股及增发新股）。但是在美国，1991-1993年的净股权融资甚至是负数（Rajan & Zingales,1995）。Myers（1984）指出，1973-1982年间美国非金融公司资本投资的62%来自内部产生的现金流，而且净股权融资从来没有超过外部融资的6%。Myers利用这些数据来支持顺序偏好假说，但是中国上市公司的总体融资行为与此相反。
中国上市公司要选择依赖债务融资应该也是可行的。对所有大中型企业来说，他们似乎主要依赖债务融资而非股权融资。截至2000年底，来自新股发行的资本积累为6559.7亿元，企业债券余额为862亿元，银行贷款余额更高达99371.1亿元（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版。）。总体上看，来自股票发行的资本只相当于企业债券和银行贷款余额的6.5%。而且，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平均比所有大中型企业的负债水平低14个百分点，上市公司如果愿意是借得到银行贷款的。
但是中国上市公司好像偏好股权融资而不是债务融资。考虑到有控制权的大股东的股份大部分是不能上市交易的。对大股东来说，在保持控制权的前提下，如果能以高于每股净资产的价格发行新股，这些大股东手里的股票的每股净资产会因此而上升。在以高于每股净资产的价格配股时，大股东放弃配股权，也会出现类似的结果，大股东受益于发行新股或配股。在这里，Myers所说的非对称信息问题成了次要因素，而内部大股东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代理成本问题则是主要因素。非对称信息问题可能和债务的所得税避税效应、非债务避税、代理成本等一样都是影响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因素。综合了非对称信息问题的静态平衡理论可能更好地解释了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
第二，企业股权结构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的选择确实有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法人持股比例与公司的财务杠杆显著正相关。我们也发现同时具有B或H股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要高一些。顺序偏好理论没有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相关关系的预测，而静态平衡理论确实预测到股权结构会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
第三，我们的研究基本上肯定了由静态平衡理论预测的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方向。静态平衡理论预测企业的财务杠杆会随着公司规模、可抵押性增加而上升，随着增长机会及非债务避税的增加而下降。同时静态平衡理论也可以解释企业财务杠杆随其盈利而显著下降这一现象。与以往的实证研究一样，我们也证实了盈利性与财务杠杆的显著复相关性，ROA一个百分点的上升会带来超过1.5个百分点的资产负债率的下降。Fama & French（2002）及Myers（1984）认为原因之一是与静态平衡模型的预测不一致，但是Chang（1999）建立了一个以代理成本为框架的资本结构模型，其比较动态分析指出了公司的财务杠杆会随企业的盈利而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