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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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zuiming

即法律所规定的犯罪名称。犯罪是侵犯统治阶级的利益并被统治阶级认为必须加以惩罚的行为。由于统治阶级在不同的形势下，确定的打击目标和办法有所不同，因此法律所规定的罪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中国奴隶制时期和封建制时期，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奴隶主阶级、封建统治阶级司法镇压经验的积累，犯罪的名称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奴隶制时期罪名

据史料所载，在西周奴隶制国家里，有“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史记·周本纪》）。在三千条刑法中，关于罪名的规定，必然十分繁密。但因史料有缺，已无法考知其全貌。仅从先秦史料来看，西周刑法中的罪名，有以下几类：

（1）属于侵犯王权方面的主要有：违犯君命罪。《尚书·多方》载:“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国语·周语上》载：“犯王命者必诛，故出令不可不顺也。”诽谤罪。《史记·周本纪》载：“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不敬罪。《礼记·王制》载：“山川神祇，有不举祭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②镇压奴隶与平民反抗的主要有：寇攘奸宄罪。《尚书·康诰》载：“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暴乱为寇，窃取为攘，破坏法度谓之奸宄。寇攘奸宄，即以暴力手段夺取奴隶主财产的行为。

（3）属于破坏宗法制度方面的主要有：不孝不友罪，被认为是“元恶大憝”，因而要“刑兹无赦”。

（4）属于危害私有财产及破坏统治秩序方面的主要有：杀越人于货罪、窃牛马诱臣妾罪、群饮罪等等。总之，在奴隶社会里，凡是侵犯奴隶主贵族利益，特别是侵犯周王的权力与威信，破坏宗法制度与统治秩序的行为，都被法律宣布为犯罪行为，并要给以极严厉的惩罚。

封建制时期罪名

中国社会进入春秋以后，奴隶制法律制度开始瓦解，成文刑法相继出现。在奴隶制国家里，虽有刑法，但不公布于众。什么行为构成犯罪，犯罪后应受何种刑罚，由奴隶主贵族随意决定。《左传·昭公六年》载：“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新兴封建势力兴起以后，在法律上要求限制和取消奴隶主贵族随意定罪的特权，故郑国铸刑鼎，晋国铸刑书，遂有成文刑法的公布。到了封建社会初期的战国，魏文侯相李悝，集诸国刑典，编制法经6篇，“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晋书·刑法志》）。由此可知，李悝的法经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各国刑法关于犯罪名称的规定，用法典的形式将其整齐划一，并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把用暴力手段反对封建政权和侵犯地主官僚生命财产的所谓“盗贼”宣布为打击的重点，这充分反映了封建刑法镇压农民反抗的阶级本质。

秦、汉罪名

秦统一六国以后，建立了统一的法律制度，刑法中的罪名也有了极大的发展。从秦、汉史料的记载与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来看，早在秦统一六国以前，秦统治者在法经6篇的基础上就加进了大量新的内容。及秦帝国建立以后，秦朝的法律已经是十分完备十分详密了。正如《盐铁论》所载:“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在罪名方面，除了承袭法经的规定以外，新增加者有以下几类：

（1）属于侵犯皇权方面的有：诽谤妖言罪、不忠不臣罪；

（2）属于镇压人民反抗方面的有:谋反罪、匿奸罪、不告奸罪；

（3）属于思想言论方面的有:以古非今罪、非所宜言罪、妄言罪、藏书罪、投书罪；

（4）属于军事方面的有：降敌罪、誉敌罪；

（5）属于审判方面的有：纵囚罪、不直罪；

（6）其他妨害社会秩序方面的有：诬告罪、奸非罪、舍人无验罪。从秦律所规定的罪名来看，随着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建立，封建刑法把保护专制皇权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汉承秦制，汉朝中的罪名与秦律基本相同，只是比它更加完备更加繁密。到后汉章帝时，是“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后汉书·陈宠传》)。据廷尉陈宠的统计，汉律中定罪的条款比奴隶制五刑3000条还多1989条。正如汉代杜林说：“吹毛索疵，诋欺无限。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臧；小事无妨于义，以为大戮，故国无廉士，家无完行”（《后汉书·杜林传》）。人民群众动则触犯刑律，无所措其手足。这是秦、汉时期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

魏晋南北朝罪名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刑律由繁到简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在法律制度上也发生了一些大的变革。晋朝定律，本着“蠲其苛秽，存其清约”的原则（见晋代法规），就汉律九章增加11篇，但定留唯有620条，比汉律4989条缩减了7/8。对律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涉者，分别加以合并或精简。南朝宋、齐、梁、陈沿用晋律，无大更改。北魏、北齐、北周都曾各自订律（见北朝法规），但以北齐律最为适中，共12篇，949条为明确打击重点，北齐律把侵犯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犯罪，列为重罪10条：即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犯此10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在南北朝诸律之中，北齐律素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隋、唐律就是以北齐律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唐代罪名

唐代是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完备时期。唐律中的罪名，是在“斟酌古今，除烦去弊”的思想指导下制订的（见唐代法规）。唐太宗李世民指出：“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贞观政要》卷八）。因而唐律中的罪名，重复甚少，简要明确，除《名例律》列有十恶大罪以外，《卫禁律》以下各篇定罪条款只有445条，比之北齐律大为省减。唐律所规定的罪名如下：

《卫禁律》中的主要罪名：

（1）关于警卫宫廷方面的有：擅入宫殿门、上阁及御所在罪，向宫殿、宫垣、殿垣、上阁及皇帝所在地射箭、放弹及投掷瓦石罪。

（2）关于保卫关津要塞方面的有：私渡、越渡、冒渡关津要塞及城门、武库门罪，与化外人私相交易罪，与化外人共为婚姻罪，私与外人禁兵器罪，戍守边境官员玩忽职守及烽候不警罪。

《职制律》中的主要罪名：

（1）关于官吏职守方面的有：署置过限罪，贡举非其人罪，稽缓制书与官文书罪，上书奏事犯讳、奏事有误及应奏不奏罪，以及漏泄国家机密罪。

（2）关于危害皇帝人身安全及尊严方面的有：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罪，诸造御膳误犯食禁罪，御用车船误不牢固罪，以及对皇帝批评攻击的指斥乘舆罪。

（3）关于官吏贪赃枉法方面的有:监临主司受财枉法罪，受所监临财物罪，贷所监临财物罪（见六赃）。此外官吏如受财而为人请求及私自役使所监临或借用奴婢、牛马、车船等，都以贪赃论罪。

《户婚律》中的主要罪名：

（1）关于户口管理及赋役方面的有：脱漏户口罪，相冒合户罪，私度入道罪，非法赋敛罪。

（2）关于田产方面的有：占田过限罪，盗耕公、私田罪，妄认及盗卖公、私田罪，在官侵夺私田罪。

（3）关于继承与婚姻方面的有：立嫡违法罪，悔婚罪，冒婚罪，重婚罪，乱妻妾位罪，居丧嫁娶罪，违律为婚（如同姓为婚、良贱为婚、娶逃亡妇女为婚）罪，以及子女对父母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别籍异财和供养有缺罪。

《厩库律》中的主要罪名：损伤官畜罪，故杀官私牛马罪，库藏被盗罪，私借官物罪，损败官物罪，放散官物罪（见厩律、库律）。

《擅兴律》中的主要罪名：

（1）关于军事方面的有:擅发兵罪，乏军兴罪，放弃城守罪，临阵先退罪，巧避征役罪，征人稽留罪，漏泄军事机密罪。

（2）关于兴造方面的有：擅自兴造罪，非法兴造罪，私有和私造禁兵器罪。

《贼盗律》中的主要罪名：谋反、谋大逆及谋叛罪，强盗罪，劫囚罪，持质罪，谋杀人罪，以及偷盗皇帝御宝、制书、宫文书及宫殿门符罪，监守自盗及盗所监临财物罪，略人为奴婢罪，窃盗罪。

《斗讼律》中的主要罪名：

（1）关于斗殴方面的有:伤害罪，斗杀人罪，戏杀伤人罪，过失杀伤人罪。

（2）关于告诉方面的有：诬告罪，越诉罪，奴告主罪，子孙告祖父母、父母罪，投匿名书罪，及知谋反，大逆不告罪。

《诈伪律》中的主要罪名有：伪造（伪造皇帝御宝、官私文书印信、宫殿门符及发兵符等）罪，奏事上书诈不以实罪，诈欺取官罪，诈承爵位罪，诈伪取财罪，诈教诱人犯法罪，诈乘驿马罪，证不言情及译人诈伪罪。

《杂律》中的主要罪名：私铸钱罪（见钱法），负债不偿罪，盗决及故决堤防罪，侵占街道阡陌罪，犯夜罪，失火罪，奸非罪，赌博罪，不应得为罪等。

《捕亡律》中的主要罪名：官吏对逃亡罪犯追捕不力罪，服刑犯人逃亡罪，从军征讨逃亡罪，戍边官兵逃亡罪，宿卫人员在值逃亡罪，服役丁夫逃亡罪，官私奴婢逃亡罪，逃避课役罪，以及知情藏匿罪人及过致资给罪。

《断狱律》中的主要罪名：故出故入罪，失出失入罪，决罚不如法罪。

从唐律所规定的罪名来看，唐律是一部全面维护地主阶级统治农民的封建法典，是地主、官僚、贵族镇压农民反抗的武器。由于唐律中的罪名是秦、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司法镇压经验的高度总结，反映了封建社会发展到全盛时期的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特别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自唐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各朝刑律关于罪名的规定，虽然有所损益，但唐代罪名的核心部分一直延续下来。及至辛亥革命以后，铲除帝制，建立民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刑法中的罪名才相应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历代刑法虽有罪名的规定，但反动统治者为加强镇压，经常法外施刑，不按罪名论罪。晋朝廷尉刘颂提出：“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晋书·刑法志》)。但在封建时代，除法律外，还有至高无上的专制皇帝。皇帝经常以言废法，独断专行。所以刘颂的主张虽然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仍然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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