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克鲁格曼论文中的逻辑，对这个问题的最佳回答应该是找到文中提及的东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统计数据，对其进行分析，计算出各国历年来经济增长中各要素的贡献率，并将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对比。受条件限制，本文无法做到这一点。这里仅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简单分析这个问题。
（一）全要素生产率（TFP）
克鲁格曼在论文中提到了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增长的两个概念，‘投人驱动型增长”（inputdrivengrowth）和“效率型增长”（eficiencygrowth）。前者是由投人品的不断增加造成的，如就业率的提高，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物质资本的不断增加（如机器，建筑，道路等），受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这种增长是难以持久的；而后者，效益型增长则是长期的。当通过增长核算（growthaccounting）来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个时期内经济增长中各个要素的贡献率时，必须借助TFP这个指标。TFP是产出增长减去所有投人要素加权平均后的总和的增长，反映的是技术进步。由于TFP无法直接计量，因而在实践中一般都采用“余值法”进行计算（即“索洛余额”）。由于无法直接测量，因而其准确程度有限。我们知道，作为产出与投人的比率，生产率的变化同投入要素结构的变化有关，而不仅同投人要素总量的变化有关。在考察生产率的变化时，必须将产出量与要素投人的数量及其结构联系起来。从现实中，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力的知识与技术水平提高，以及投人资本的技术含量的增长引起的，这些投人品的结构变化及技术水平的提高与生产率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TFP反映的是生产率提高中不能为资本投人和劳动投人增加所解释的部分，忽视了投人要素结构与质量的变化，因而是不准确的。而按照通行的看法，投人品结构及质量的变化恰恰是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通过TFP来衡量东亚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贡献，具有一定局限性。
另外，对于TFP的计算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当选取的基期和时间跨度不同时，计算结果可能会出现很大的不同。克鲁格曼在论文中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示困惑的理论上的原因就在于此，“如果从中国决定转向市场的时候起计算的话，比如说1978年，那么毫无疑问，在投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效率也有显著的提高。但如果坚持从文化大革命前开始计算其增长。比如说1964年。那么中国的情况就同东亚更为相似：大部分的增长是由投人品造成的，效率只有少量的提高。”在解释美国的经济增长时，存在同样的问题。克鲁格曼在文中引用了索洛（RobenSolow）的计算：“在一个著名的估算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索洛断定在美国个人收入的长期增长中，80%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不断增长的资本投入只解释了其余的2O%。”但根据一本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引用的数据。在1948—1994年美国经济的增长中。产出以平均每年3.4%的速度增长，其中，投人品的增长（资本、劳动和土地）每年所做的贡献为2.1%。TFP每年的贡献为1.3%。也就是说，1948—1994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平均到每年，投人品的贡献占到62%，TFP的贡献仅占38%。在分析东亚经济增长时也遇到这个问题。克鲁格曼认为东亚经济的增长主要是投入驱动型的，效率提高不大，他在文中引用的是阿尔温·杨（AlwynYoung）对l970-1985年118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分析所得的数据。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M·萨利尔把1900年作为资本存量基期。从更长的时间来研究经济增长时，所得结果就不同，1975-1990年东亚国家与地区生产率的增长率除新加坡均高于其他国家外，其中香港、台湾和日本的生产率对人均产出的贡献还高于美国。瑞士UBS银行进行的与阿尔温·杨类似但时间跨度更大（1970.1990年）的计算的结果也与杨不同，在所计算的104个国家中，TFP最高的12个国家与地区里，东亚就占了5个，即香港、泰国、新加坡、韩国和台湾。
其次，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同一时期的TFP的计算也存在差异。世界银行计算的1960.1985年的25年内。东亚经济增长的约1/3源于TFP（最高的是香港，56%；最低的是马夹西亚，13%）；而阿尔温·杨冉的计算结果表明，这一时期新加坡的TFP每年降低1%，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也不比世界其他地区高。另外，按照美国经济学家D·索洛1957年对美国1909-1949年统计资料的分析。美国GDP平均增长率为2.9%，其中一半（1.41%）由劳动和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形成，另一半（1.49%）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形成。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戴尔·乔根森计算出美国1947.1985年资本投入量是产出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占44.2%，劳动投入占34.1%。而生产率仅占21.6%。这与克鲁格曼在论文中所说的情况及上述的教科书中的数据显然有所不同。
（二）可比性
克鲁格曼在文中将东亚的经济增长分别与苏联东欧国家在2O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增长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比较，这里存在着一个可比性的问题。首先是东亚经济增长与苏联经济增长的可比性。克鲁格曼在论文中说，“如果苏联经济真的有什么特殊力量的话，那就是它的动员资源，而不是有效率地使用资源的能力。”“亚洲的新兴工业国家，像2O世纪5O年代的苏联一样，其经济增长是依靠惊人的资源动员能力达成的。一旦将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中投人品的高速增长考虑在内的话，其余就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了。亚洲的增长，像苏联在它高速增长的年代一样，是由在劳动和资本这样的投人品上的非同寻常的增长，而不是由效率提高驱动的。”当克鲁格曼进行这样的比较时，他忽略了对比双方在经济体制上的根本不同，而这可能是两者最大的区别。苏联和东欧国家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指令经济，经济运行中的决策由政府而不是市场做出，也无须经过市场的检验，投人品本身经济效率太低，产权不清，激励弱化，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和经济低效。在恶性循环中使增长趋于停滞。东亚国家与地区尽管在文化传统上有集权主义和排斥市场经济的倾向，但实行的毕竟是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中的要素投入以市场取向为主，资源配置虽不完全由市场做出，却必须经过市场的检验，因而其投人品增加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有益的。克鲁格曼的分析，是在假定企业的资源利用与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有效率的前提下，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太低，技术进步速度太慢，主要靠投入的增加。按照克鲁格曼的观点，东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增长正是属于这种情况。然而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却是在经济体制存在问题，投人品本身经济效率太低的情况下发生的。两种经济增长之间的区别是无法忽视的（这里存在一个问题，计划经济体制同技术变革是否必然不相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是否只能由投人品的增加促成而不可能依靠效率的提高?
克鲁格曼在文中还将东亚经济增长与同时代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比较，这就涉及到发展阶段问题。即使忽略上文中提及的关于美国经济增长中TFP的贡献率的不同观点，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发展与东亚各国和地区显然处于不同阶段，可比性不强。如果为了说明经济增长问题要进行对比，也应选取对比双方的经济增长处于相同阶段的数据进行。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尽管克鲁格曼强调TFP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强调注重经济增长方式是非常正确的，但他的论证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之处，这削弱了其观点的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