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本名王云，字伯安，号阳明，又号乐山居士，浙江余姚人，汉族。明朝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南京吏部尚书王华的儿子。弘治十二年（1499年），中进士，起家刑部主事，历任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南京兵部尚书、左都御史等职，接连平定南赣、两广盗乱及朱宸濠之乱，获封新建伯，成为明代凭借军功封爵的三位文臣之一。嘉靖七年十一月（1529年1月9日）逝世，时年五十七。明穆宗继位，追赠新建侯，谥号“文成”。万历十二年（1584年），从祀于孔庙。明代心学发展的基本历程，可以归结为：陈献章开启，湛若水完善，王守仁集大成。王守仁的阳明心学后传入了日本、朝鲜等国。其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有《王文成公全书》传世。主要成就平定思田、诸瑶叛乱，剿灭南赣盗贼；创立“阳明心学”；平定宁王之乱。作品有《王阳明全集》、《传习录》、《王文成公全书》。
资料一
[拼音]：Wang Shouren
明代思想家。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一度隐居绍兴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弘治时进士。正德初年因反对宦官刘瑾，曾被贬谪贵州作过 4年驿丞。刘瑾伏诛后，由任庐陵知县相继升迁，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明武宗时宁王宸濠的反叛）“有功”，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于嘉靖七年，谥文成。有《王阳明全集》（或称《王文成公全书》）行世。在学术上发展主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和南宋陆九渊合称陆王学派，与程（程颢、程颐）朱(熹)学派（见朱熹相并立。曾被明统治者誉为“学达天人，才兼文武”的“真儒”。他的法律思想和政治思想一样，一切以挽救明代中后期社会危机、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秩序为依归。集中表现在以“存天理，灭人欲”的原则为指导，要求“行法以振威”，把镇压的矛头主要指向起义人民，同时强调要以体现为封建礼义的“良知”治心，德刑并用，宽猛兼施，做到既“破山中贼”，又“破心中贼”。
主张明“赏罚”以提高统治效力，行德治礼教以预
防“犯罪”他认为：赏罚乃“国之大典”，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和正确地加以使用。而当时“盗贼”日益增多，是由于“招抚”太滥，“招抚”太滥是由于兵力不足，而兵力不足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实行赏罚，以至于“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象这样法令不明，赏罚不信，即使有百万的兵力，也是没有用处的。他还主张“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认为过时的奖赏，等于没有奖赏，过时的惩罚，等于没有惩罚，都起不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这些主张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提高统治效率，以“破山中贼”。他还主张行德治教化以缓和阶级矛盾，减少犯上作乱。他说：“民穷必有盗贼”，认为老百姓已经贫困不堪，还要没有休止地征敛，就等于驱使他们去作盗贼。因而有必要“罢冗员之俸，损不急之赏，止无名之征，节用省费”，对灾民实行“赈济”、“免租”，使他们“不致转徙自弃而为盗”。所以，他反对“蔑道德而专法令”，主张在镇压人民起义之后，立即“建立学校，以移易风俗”，以求得久安长治。他教导下级官吏说，作县官的如果能竭尽自己的心力和聪明才智，诚心“爱民”，贯彻“抚缉教养”的方针，即使是蛮夷的人，也是可以被感化的；即使是产生“盗贼强梁”的地方，也是可以变为“礼义冠裳”的所在。他强调这一方面的目的，集中到一点，即在于使用软的一手，以“破心中贼”。但这软的一手是有限度的。他强调刑罚是“德治教化”的保障，“果有顽梗强横，不服政化者”，就一定要“即行擒拿，治以军法，毋容纵盗，益长刁顽”。
强调执法要“情法交申”，区别对待他反对“贪功妄杀，玉石不分”。例如处理“宸濠之乱”的反叛人员时，主张只对主犯处以极刑，至于各“从逆”的人犯，则认为“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则失于轻，处斩似伤于重”，不如“俯顺舆情”，判处永远充军，使“情法得以两尽”，“以存罪疑惟轻之仁”。在另外一个“告示”中，他甚至宣布对于胁从“作乱”的人，免于追究，“俱准投首免死，给照复业生理”。这样作既使得“奸谀知警，国宪可明”，也显示了朝廷的“仁慈”。这正是他的“绥柔流贼”策略在法律上的具体运用。此外，他还主张适用法律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地里遥远，政教不及”的边远地区和“小民罔知法度”的情况下，一切“词讼差徭钱粮学校”等事务，都可以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作权宜的处置：“应申请者申请，应兴革者兴革，务在畜众安民，不必牵制文法”。在“行法以振威”的原则下，他已注意到运用法律的灵活性问题。
要求重视“纲纪”，整肃执法之吏，杜绝“法外之诛”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对那些寅缘窃踞官职的豪门势家子弟的不法行为，如居心刻薄，“骚扰道路，仗势而夺功，无劳而冒赏，懈战士之心，兴边戍之怨”的情况，要大力加以整肃，特别是对“戾于法”的执法之吏，应当严格要求。但是他指出，在司法审判中，“刑曹典司狱讼”，事情“繁剧难为”。他们往往受到权贵的拂抑和牵制，以至使得依法断狱之词，“未出于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悬，而机已发于陷阱”。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他们“不挠于理法，不罹于祸败”是很难的。这就尤其要从整肃吏治、严明赏罚入手，消除执行法律的阻碍。他还力主加强监狱管理，杜绝“法外之诛”，指出京师的“提牢厅”，是“天下之狱皆在焉”的重地，负责提牢的官吏，不能不慎重对待，特别对于“桎梏之缓急，扃钥之启闭，寒暑早夜之异防，饥渴疾病之殊养”，甚至于微贱到“箕帚刀锥”、“涤垢除下”的事，无不应当认真注意，以“身亲之”。这样才能既防止“变故不测之虞”，又可免使囚者被“轻弃之于死地”。他还强调，狱中囚犯的再行“犯罪”，并非全是“禁防之不密”，还有促使他们再犯的监管不当的原因。所以只有监狱里做到“令不苛而密”，使囚犯免受“法外之诛”，才能避免“弊兴害作”。
资料二
中国明代哲学家，心学唯心主义集大成者。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
生平活动王守仁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1岁前在祖父王伦培养下成长。后随父亲王华到北京任所，一度热心骑射，继又研习兵法。18岁时在回余姚的途中拜访程朱派学者娄谅(1422～1491)，娄谅向他介绍了朱熹的格物说和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使他很受启发。21岁中乡试，遍读朱熹著作。28岁中进士，任职于工部，后又担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
正德元年（1506）武宗朱厚照继位，太监刘瑾弄权，王守仁因抗疏救援戴铣等人被刘瑾廷杖，后系狱，不久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正德三年时他发生重要的思想转变，以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于是背弃朱熹向外穷理的格物致知说，并在当地建立龙冈书院。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聘其主讲贵阳文明书院，他在此首次演讲知行合一说。刘瑾伏诛后，他历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北京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文选清吏司员外郎、考功清吏司郎中等职，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与弟子徐爱等人讲述他的大学格物新说与知行合一说。后经徐爱记录整理，成为《传习录》，正德八年至滁州督马政，讲学规模渐大，一度强调静坐，要求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正德十一年，升任南赣佥都御史，奉命镇压赣南农民起义。在军事镇压取得成功后，强调思想统治，重视教化，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思想，使赣南的统治秩序得到恢复。这期间他在赣县修建濂溪书院，刻印古本《大学》，印发《朱子晚年定论》、其弟子薛侃出版了《传习录》。正德十四年他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六月，他奉旨督兵讨伐宁王宸濠在南昌发动的叛乱。仅用35日即生擒宸濠。事遂，奉敕兼巡抚江西。他从自己的经历中，总结了经验，提出“致良知”的学术宗旨，认为这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若信得这三字，譬之操舟得舵。
明世宗继位后，他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封新建伯。此时王守仁因遭到反对派的攻击、排挤，疏乞归省，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六年(1527)过着退隐生活。其间他续刻增订《传习录》，修建稽山书院，其弟子创建阳明书院。他的“拔本塞源论”和一系列重要书信及《传习录》下册，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弟子还为他刻印《阳明先生文录》及《居夷集》等。
嘉靖六年五月朝廷起用王守仁，镇压广西少数民族起义，得逞后，为加强思想统治，王守仁兴办南宁书院，建立思田学校，推行儒学。在他出征广西之前，录下了全面阐述他哲学思想的《大学问》。
嘉靖七年王守仁病重，上疏请求回乡养病，翌年初卒于回归途中的江西南安。
哲学思想王守仁在许多重要观点上都与朱熹对立。朱熹将《大学》一书分为经传，并补写格物致知传;王守仁则认为原无经传可分，更无经传可补。朱熹重视“格物致知”，把它置于“诚意”之先；王守仁则认为格致本于诚意，以诚意为主。朱熹将心与理析而为二，把知与行分离开来；王守仁则主张心与理一，知与行合。朱熹以格物为穷理，注重外界一事一物之理，要求对经典的一字一句细心理会；王守仁则认为朱熹这种方法是务外遗内、博而寡要，他以格物为正心，要求发挥良知的作用，以良知为评判事理的标准和解释经典的根据。他们虽然都反对佛老的虚玄和管商的功利，但王守仁认为朱熹的思想琐屑支离，不足以驳倒佛老管商。王守仁的思想与陆九渊接近。他们都在根本观点上强调心与理一，在方法上要求简易直截，但王守仁的思想并非直接继承于陆九渊。他的格物致知说、知行合一说和致良知说，不但与朱熹的思想相对立，也与陆九渊的学说不同。王守仁接受了陆九渊的心即理说，完成了一个心学体系。他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理，心外无理；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王守仁认为，心的“灵明”便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如果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低？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它吉凶？万事万物皆是如此。因此，没有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万物。离开天地万物，也就没有我的灵明。王守仁认为物就是事，譬如意在事亲，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事君，事君便是一物。因此，物不在心外。他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性，却混淆了主体同客体、意识和存在的界限，取消了二者的对立，进而颠倒了二者的关系。
王守仁心学的特点是他的“良知说”。他认为，人心之灵明就是良知，良知即是天理，故不可在良知之外求天理。他说，良知是造化的“精录”，“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生，真是与物无对”。天地万物皆从良知中产生。没有我的良知，便没有天地万物，但良知为人心之所固有。他又说，良知是“天渊”，是天地万物发育流行的根源，因此，良知又称为“太虚”。天地万物在太虚中发育流行，就是在良知中发育流行，而不在良知之外。
王守仁所谓良知，实际上是主观的道德意识，它既是是非标准，又是善恶标准，即真理和道德标准。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这种是非善恶之心人人皆有，圣愚皆同，本来圆满，原无欠缺，不须假借。圣人不会多一些，常人不会少一些，因此，人人都可成为圣人。既然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可用自己的良知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故不必求之于圣人，亦不必求之于典籍，“良知便是你自家的准则，便是你的明师”。一切是非善恶，良知自会知道。它就在你的心中，如果求之于心而非，“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如果求之于心而是，“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王守仁的良知说，虽是一种先验论，但它打破了圣人同凡人的界限，在客观上具有动摇儒家权威的作用。
王守仁又提出良知无善无恶的思想，认为良知是超出善恶之上的绝对至善，是超出是非之上的绝对真理。善与恶对，是与非对，这都是相对的，但良知是绝对的，因此他称之为“至善”或“无善无恶”。他晚年提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四句教”作为立言宗旨，表现了王守仁思想的内在矛盾，引起了王门后学的争论和分裂。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既针对朱熹，也不同于陆九渊。朱陆都主张知先行后。王守仁反对将知行分作两截，主张求理于吾心。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与行相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他提出知行合一，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练，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但他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意识活动同实践活动的界限。他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克服“一念不善”，这是他的“立言宗旨”。
评价与作用黄宗羲认为王守仁学术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始泛滥于辞章，继出入于佛老，最后归本于孔孟，建立了知行合一说。黄宗羲又将成熟以后的王守仁学问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尽去枝叶，一意本原，即以心为本除去格物致知等向外工夫，其方法是默坐澄心，收敛此心；其次是江西平定宸濠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认为良知即是心之本体，故不必专以默坐澄心为目的，良知自能收敛，自能发散；最后是退隐在故乡的晚年，思想完全成熟，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
王守仁哲学力图纠正宋明以来程朱理学烦琐与僵化的流弊，他洞察到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将儒家封建道德建立在简易的哲学基础上，使人人可行。他的思想流行达 150年之久，形成了阳明学派。但王守仁忽略客观的知识，只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在道德规范的形成上，又忽略了历史条件的决定作用。他有些弟子更产生了“虚玄而荡，情识而肆”的弊病，即任性废学，一切解脱。一些学者把这些流弊视为明朝灭亡的原因。
王守仁思想中包含着某些促进思想解放的因素，为中国近代康有为和梁启超所注意，受到熊十力的推崇。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在明中叶以后传到日本，并成为显学，后来影响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对日本的革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资料三
明代文学家、哲学家。字伯安，自号阳明子。余姚（今属浙江）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初授刑部主事，改兵部。因忤刘瑾，杖阙下，谪贵州龙场驿丞。起为南京刑部主事，改吏部，历员外郎、郎中，迁南太仆少卿，进鸿胪寺卿，拜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镇压了当地的农民起义。进右副都御史，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 反 叛 。因功擢为南兵部尚书，准其回里探亲，后起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出征广西，病死于北归的舟中。王守仁能看到明王朝“波颓风靡”的社会危机，亲自感受到“沉疴积萎”的种种弊病，所以他的不少诗歌对此有所表现和揭露。《立春》二首指出了“人间菜色正离仳”的痛苦现实，同时也倾吐了诗人“破屋多时空杼轴，东风无力起疮痍”的怅惘和感慨，《观傀儡次韵》则对官僚之间的勾心斗角进行了揶揄和讽刺。“处处相逢是战场，何须傀儡夜登堂”，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他也常在诗里流露出退隐山林的情绪和欲望。《舟山除夕》里感喟“也知世上风波满，还恋山中木石居”，正是这种情感的反映。王守仁初从李梦阳、何景明唱和，既而弃去，能自成一体，独抒胸臆，形成秀逸自然的诗风。他的散文亦有畅达俊爽的优点。后世传诵的《瘗旅文》是作者任龙场驿丞时为客死异乡的三个陌生人写的祭文。文意凄凉，催人泪下，在对他人的同情中也寄托着身处阉党迫害下作者的内心悲愤。同是作于龙场贬所的《与毛宪副》也是著名散文，其中写作者在遭官府差人凌侮后，不屈膝，不取辱。论者有认为此文充满浩然之气。此外，散曲《归隐》，指责当时豺狼当道，冗费民膏，是富有现实意义的力作。
有《阳明全集》及集外散曲《归隐》等。
